吴越争霸的经济教训

　　吴、越两国的治理模式简单粗放，对依靠军事占据的土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因此军事胜利不能转为经济胜利，军事活动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耗。

　　★文/陈抗行 任伟礼

　　伍子胥逃难来到吴国，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庐)如获至宝，将伍子胥奉为座上客——尽管此时已经进入春秋时代的晚期(公无前522年左右)，但吴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仍然乏善可陈，在地处中原的诸侯国眼中，与蛮荒之国的越国也差不多少：人口稀少，国用不足；政治上，还长期采取“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打起仗来，如同一群乌合之众，一点战争艺术都不讲。唯一可以说说的，仅仅是吴国锋利无比的武器，如吴钩，一种似刀，又非剑非刀的兵器，名扬天下。

　　在中原各诸侯国里，吴国的价值，仅在于牵制南方那个桀骜不驯的楚国。早在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晋国派大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传授一些基本的用兵之术和车战法，并向吴国灌输中原诸侯国的价值体系。到此，吴国与楚国开始了长期的军事对抗。

　　公子光即位之前，吴、楚两国有史可载的战争有：公元前584年，吴国进攻楚国；公元前570年楚共王征伐吴国；公元前560年秋天，吴又征伐楚国，但被楚国打败；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征伐吴国，同时吴国也进攻楚国，占了楚国三个城后离开；公元前537年及公元前536年，两国战火不断，各有胜负；公子光自己也曾四次率兵攻打楚国——半个世纪多一点，吴、楚之间的战争发生了至少不下十次。

　　述说战争的目的，在于体会吴国经济的压力：这是一个以战争补充为基本导向的经济体系。除了农耕经济以外，吴国最著名的产业是武器制造产业，与民生无关，并受到官方管制——官方根据军事项目的需求，直接采购原料、招募工匠，成批量生产。《吴越春秋》记载，干将、莫邪为吴国铸剑，冶炼时有三百人“鼓囊装炭”。

　　以战争与扩张为基本方针，导致的结果将极有可能是促成一个“军需依赖型”的经济体系。从自由市场“人力、土地、资本”三个要素观点来观测吴国经济社会，人们可以发现，由于战争接连不断绵绵无绝，自由市场持续发展的三大要素都遭到了破坏；相当一部分土地，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今天吴国占领，明天或许落到楚国手中；资本(即财富)大量消耗于战争——因而，尽管吴国地处太湖沿岸，有水泽之利，农耕经济先天优越，但很难指望这个新兴的实力派诸侯有多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借伍子胥谋划之力而即位的吴王阖庐，以及后来的吴王夫差，并没有对吴国发展中的隐患做出必要的调整，政治基调仍然是军事扩张，甚至是无节制的扩张。伍子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体现在引进了一批职业化军事人才，如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孙子，伍本人的军事才能也很高。这些举措对经济秩序的意义，仅仅在于规范军事项目，并在军事活动中保证了较大的胜率，避免人力、物力的意外消耗。随着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所杀，孙子隐居，吴国的这一点点优势都难以维持了。吴王夫差在与北部强国齐国的军事对峙中，掏空了所有积蓄，以致为复仇的越国所乘。

　　越国复仇成功之后，再也没有多少出色的表现，其强盛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地走向没落。越王勾践沿着吴国向中原扩张的路子示威性地走了一圈，很快就缩回去。之后的情况，大抵与吴国类似，越国陷入了与楚国、齐国长期对抗的泥潭里了，后为楚国所灭。

　　值得一说的是，吴、越两国的治理模式简单粗放，对依靠军事占据的土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因此军事胜利不能转为经济胜利，军事活动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耗：越国曾占领长江、淮河流域，却因此无法管理而予以废弃，结果被楚国占领。

　　回想当初勾践“卧薪尝胆”式的经济管理，即最高级别政府直接介入一线进行运营，注定了勾践和他的子孙们只能治理一个狭小的领地——领地急速扩大，对勾践而言其实是一个管理的灾难。勾践式经济管理，只能用来救急，是一种临时的财力集中和调度。一旦实现目的，成功也就意味着心理疲倦——不可想象，勾践将会保持原先的执政风格：他“鸟尽弓藏”、杀死功臣文种的同时，也失去了未来的方向。他不能从经济生活中总结出一套能长久运行的制度。他的子孙，更无这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