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危机：阴影下的希望

　　本刊记者 田 磊

　　对于在中国从事环境保护事务的官员、科学家、NGO们来说，2007年是一个最坏的年份，也是一个最好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环境事故频发，太湖蓝藻爆发，洞庭湖鼠灾惊人，淮河治污10年之功归于失败，南水北调最易修建的东线工程因污染而推迟，昆明的滇池、武汉的东湖这些中国地图上最著名的城市明珠无一例外地因污染而成为城市的心病。

　　以厦门PX风波和太湖蓝藻带来的无锡饮水危机为标志，生态问题正在成为公共危机，2007年的环境事故为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经涌入了中国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

　　执政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胡锦涛把“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为今后执政面临的八大问题之首，环境保护领域的官员们前所未有地走到了中国政坛的前台，从事生态研究的科学家们再也不用为课题发愁，环保NGO在中国从未像今年这样活跃。

　　环境到底有多糟？

　　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描述，从来都不缺乏糟糕的字眼，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到中国的环保总局，总会不断地有一连串的数据来佐证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毒气和污水的国度。

　　历史上成为主要工业强国的国家，无一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成长为经济强国，因此，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数据，就可以推断出，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一定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这些统计数据和宏大的概念从来都不曾让国人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的环境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直到2007年5月30日这天，中国环境保护史上发生了两件引人关注的事故。一件是：厦门市政府宣布投资海沧的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缓建。另一件是：太湖蓝藻引起无锡市自来水发臭，数百万市民断水。数万市民的上街游行和抢水风潮让两起纯粹的环境事故迅速地演变为公共危机，从而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政府的恐慌。

　　PX与蓝藻，一个事关清新的空气，一个事关干净的水。PX背后是中国重化工业方兴未艾的背景，市场上对二甲苯供不应求、价格高居不下的现实，让厦门这样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无法拒绝经济发展的诱惑。太湖蓝藻背后则是太湖流域16年治污的毫无效果。中国东南沿海两个美丽又富庶的城市，那里的市民才过上温饱富足的体面生活，马上又要为获取清新空气和干净水的生存权利而抗争。

　　污染并不局限于工业发达的东南沿海，8月底，安徽巢湖再现蓝藻，水质降为重度污染；西部的云南省，滇池治污8年，湖水依然发臭，挡不住蓝藻频发；百湖之市武汉的龙阳湖死鱼泛起，渔民们将武汉卷烟厂、武汉水务集团和武汉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索赔近240万。

　　和往年不同的是，2007年的环境问题很少再有像松花江污染那样的突发性事故，而大部分都是日积月累的环境危机，这更增加了政府控制的难度。污染正在成为中国公众需要长期面对的日常负担，也给执政党带来巨大的政治挑战。

　　我们生存其间的国土被污染得到底有多严重？这不再只是一个生态问题，而更成为政治命题。2007年12月31日，国家将展开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这项普查完成后，政府也许能得到一个相对清晰而理智的判断，在未来更严峻的执政挑战来临之前，心里先有个底。

　　中央政府的决心

　　政府仍是中国解决环境危机的最大依靠者，现实的选择方案，将是不懈推动政府更积极地将这种力量发挥出来。

　　“中央政府的决心是不用怀疑的。”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说，2007年可以列为中国环境保护史上最具标志意义的一年，从今年起，环保作为基本国策开始真正进入社会发展的主干线，党的十七大报告里，一共有五大方面16个地方提到环保，而5年前的十六大报告还仅仅只有6处。

　　作为环保领域最知名的国际NGO，绿色和平项目总监卢思骋先生也认为，2007年，环境恶化的根源问题得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前所未有正视。两个重要的问题在浮出水面。一个是关乎环境治理与体制中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另一个是关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需要发展，但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在传统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种“以此换彼”的交易关系。正处于蓬勃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中国，仅仅因为河流湖泊的污染，中央政府真的能下决心用控制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减轻污染吗？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很可能是成片的失业、社会的动荡等执政党无法面对的后果。

　　“从短期来讲，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肯定是有矛盾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则没有矛盾。如果不解决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问题，经济发展本身也很快就会难以为继。”任勇说，中央政府追求的肯定是长远利益。

　　任勇一直承担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的一个实证研究项目，主要是对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成本分析及经济影响。“做这些就是为了弄清楚保护环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任勇说，就电力行业而言，节能减排目前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上脱硫设备，二是项目审批上的上大压小，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发现，脱硫项目到2010年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会是负面的，上大压小则是正面的。

　　在2007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8次提到环保问题，到了年尾又出台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将“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纳入其中，中组部参与《考核办法》的制订，“十一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这些几乎都是执政党一贯的政治治理方式中最严厉的手段。

　　内外交困的现实

　　中央政府治理环境的决心似乎不用怀疑，但下了决心之后又该如何治理？在国际环境交流场合，中国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不仅东京和汉城的酸雨是由中国的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就连洛杉矶的微粒污染也是源自中国，环境问题正成为大国领导人时髦的口头禅，中国的环境危机也不再仅仅是国内问题，而与国际政治连在一起。

　　“在十七大报告里，对外关系方面居然也提到了环境保护，这还是第一次。”任勇说，十七大报告把环境问题跟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并重，这足以说明环保不仅仅是内政了。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通常在繁荣之后，就会立即清理环境污染的危害，但是，中国必须在仍处于发展阶段，且没有形成成熟的经济的时候，就开始清理，这样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11月27日，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期间，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大谈气候和环境，但谁都听得出，他更关心的显然不是深受废水毒气之苦的中国国民，而是法国的企业家们如何从中国的环境治理中谋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他很清楚，沉湎于高速工业化的中国，根本无暇顾及环保产业的研发，跟20多年前，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一样，今天中国的环保产业同样如此，治理污染的技术、设备、模式统统还是要从发达国家来引进，这也是太湖污染的治理，不得不去日本取经，请回日本人的企业和技术之原因。

　　对外，我们无法分辨有多少人是在夸张中国所遭遇的环境问题，从而谋取商业利益？即使能分辨清楚，也无济于事。对内，中央政府面临的更大难题是，如何去管治地方政府真正重视环境问题。

　　太湖蓝藻暴发导致供水危机，无锡市决定两年内关闭规模以下的化工企业772家，一批“小电镀”、“小印染”、“小钢铁”、“小水泥”等企业也被列入关停名单。预计今年内被关停企业将逾千家。

　　消息传出，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招商引资团队，招引被关停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来自中西部地区二等县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深圳，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在环保标准抬高的深圳无法生存时，纷纷成了中西部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污染在迅速地向中西部转移，环境治理并不能在全国形成统一标准，也无法形成统一标准。我们如何去说服中西部地区，引进那些工厂，会将你们毁灭，而不是像东部已经经历过的那样富庶起来？

　　事实上，在科学家们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中，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丹麦统计学者隆伯格就曾在《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中，用详尽的数据证明过，在已发达国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空气变得越来越干净，例如伦敦，现在的空气质量是1585年以来最干净的。至于发展中国家，污染的确是个问题，不过一旦他们逐渐摆脱贫穷、不必再为饥饿烦恼，就会开始关心环境，污染就会逐渐减轻。

　　“在中国，这的确有些难，中央强调中西部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可是地方政府不一定都会这么想。”任勇说，不过，现在生产工艺和产业已经有更先进和清洁的了，如何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才是最重要的。

　　政治治理之外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在中国不是新问题，环境保护不过是一个新的领域。面对挑战的时候，执政党习惯于命令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邓小平当年成功地迫使中国懒散的官僚政治重新重视经济增长，今天的执政党又将如何迫使已经沉迷于经济增长的地方官僚重视环境保护？

　　厦门PX事件清晰地告诉我们，与地方政府的欢迎相反，那些新建的电镀厂、化学工厂、核能或者生物技术工厂正越来越多地遭遇到直接受其影响的公民和民间组织的抵制。虽然，该项目经国务院批准立项，通过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预审，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估，经国家发改委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但民众的抵制还是起到了作用，这是整整一年里，中国的环境事务中，最让人振奋的成就。

　　在中国，尽管大部分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政策并未有相应的公众参与，但是，作为一种趋势，民主、法治和公众参与，成为改变现状的关键，而环境领域，则是最好的实践场，在环境事务上，决策不能只由那些“专家”和政治家去做，必须使公民和新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

　　对于促进公众参与，2007年也有积极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一直以来，虽然中国的环境法中也有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比如健康权、知情权、检举权、参与权等，但缺乏程序性保障，这些实体性权利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帮助污染受害者打官司，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本无法获取任何有关环境变化的信息，去政府环保部门索要，往往会被极其恶劣的态度拒绝。”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张兢兢说，“信息公开是所有环境权益的基础性保障，但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也完全不公开，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体制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污染的，被谁污染的，污染程度如何？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将从法理上解决目前公众参与的最大难题。”

　　在中国，公民、政府、新的社会组织都正在通过被迫面对生态保护运动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这也许是“塞翁失马”之福，以2007年为起点，环境保护应当被看成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它的对立面。

　　(实习生刘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