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量和“无名画会”:纯粹之魅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1日17:25 南方人物周刊
赵文量和“无名画会”:纯粹之魅
无名画会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无名画会”是第一个在野的艺术团体,比星星画会更早,存在时间也最长。“文化大革命” 期间,他们与“文革”艺术背道而驰,反对将艺术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倡导“为艺术而艺术”。

  多年来,这群艺术家默默地作画,很少参与公开的艺术活动。直至今日,人们对“无名画会”仍很陌生。尽管200 7年初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无名画会”巡展,但他们的故事,似乎仍然遮蔽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光芒,很难穿透这个热衷于以 排行榜身价来确认价值的时代。

  “玉渊潭画派”1958—1973

  2007年12月5日,北京方庄某小区,赵文量和杨雨澍以往的住所

  相识

  “咯噔”一声,电灯亮了。刺眼的强光,瞬间照亮无窗的客厅。在这套长时间无人居住的老式结构的两居室里,蓦然 造访的主人和客人,甚至骤然亮起的灯光,显得非常突兀。

  门后的月历牌,边边角角泛黄,上边的时间停滞在2006年8月。椅子背后的铁架上,画框层层叠叠。屋内整整齐 齐摆满了他们的油画。

  “我们买画框就跟上毒瘾似的,有钱就买。”赵文量声音苍老。长久以来,他被外界公认为“无名画会”的发起者、 “玉渊潭画派”的核心人物。

  “这可没办法。”说话憨而闷的,是杨雨澍。60多岁的人了,灯下一张倔倔的脸。

  自打50年代相识起,两人相伴至今。

  客房的灯亮了以后,杨雨澍赶紧熄掉厅里的灯。赵文量两个女儿的接济,和为几个外国友人画画肖像,是他俩晚年生 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客厅里尽是画。“你不知道,2001年那会儿,这儿暖气爆裂,好些画都毁了。”赵文量双眉深蹙。

  主卧里还是画。仅有的家具:两张单人床,一高一矮,一北一西。

  3年前,赵文量终日躺在那张略高的床上。长年作画落下的颈椎病,让他几乎全身瘫痪。

  “我那会儿真想死哦,可就连吞安眠药都没可能。他就守在旁边。”他瞅了一眼近在咫尺的杨雨澍。

  杨雨澍迅即眼睑下垂,缄默不语。适才,他何等迫切,“我这一生可以说,全都献给艺术了。没有结婚,没有家。除 了画,就是他了。我能走到今天跟赵文量是分不开的。”

  “来来来,快坐这儿,我给你们沏茶去。”一回到现在的住地——朋友为他们在方庄租的一套三居室,杨雨澍就进里 屋找画册,赵文量忙着倒水。

  水从饮水机里潺潺而出,加上大厅里的彩电,就算这屋的现代化了。其余,全是过去:过去的画,过去的人,过去的 回忆。

  追溯“玉渊潭画派”,要从1958年,赵文量第一次到钓鱼台写生说起。当时,钓鱼台位于北京西边,又称玉渊潭 。

  20世纪80年代后,玉渊潭成了公园,公园里的著名景观是“八一湖”,其东面隶属于中央政府的钓鱼台宾馆。而 在此前,钓鱼台作为郊外一处游览场所,游人稀少,景色荒芜。

  “文革”前,赵文量有段日子天天上那儿画画,“那儿有河湾,河湾前有柳树,后边有槐树。”

  赵文量画于1956年的处女作《大树麦田》,保存至今。

  那会儿,他是个不务正业的“社劳青”:没有学校,没有工作。初中毕业后,随父进京。父亲是石油部的一名俄文翻 译,家在黄寺附近的石油部职工宿舍。19岁,面对考官,放出大话一句,“我看现在的画作千篇一律!”从此,中央美院的 大门朝他紧闭。

  赵文量与杨雨澍的邂逅,始于熙化美术补习学校。“1959年,我到学校学习绘画。他比我早一年到,他15岁, 我22岁。”赵文量若有所思。

  “那天,我在画室画人像,他的脸就贴在窗户上看。我瞧他一直站在外面,就招手让他进来。他挺不好意思的,跑开 了。”

  后来,杨雨澍告诉他,他早知道学校有个叫赵文量的人,油画画得极好。“在他眼里,我成了一个高级人物。”赵文 量笑道。

  直到1961年夏天,杨雨澍的同学“麻脸”找到了他,问他还记不记得杨雨澍,想不想到杨家坐坐。

  “那时候,我家地方小,经常在张达安家画画。他是‘玉渊潭画派’早期的中坚分子。他的老师黄养辉师从徐悲鸿。 他擅长素描,性格傲慢,不易接近。”

  杨雨澍的家,原来在珠市大街翠花胡同。挺破一小院,挺窄一小屋。

  父亲早没了。他,妹妹,一个奶奶,全靠他当小学老师的母亲苦苦支撑。为了分担家务,杨雨澍放弃了美术学校的学 习,去白虎涧采石场当工人。

  “他那会儿正闹肚子,个儿高,人看起来很瘦,眼神像受了挫折。”

  杨雨澍向赵文量敞开心扉:因为出身不好,他从小饱受歧视,“就连他长相好点,都要被人指指点点。”

  杨雨澍14岁报考中央美院附中,因家庭问题不能如愿。当地一片警指着他鼻子吼道,画笔绝不能掌握在你这号人手 中,你这辈子休想。

  “我拍案而起,一气之下对他说,以后我来教你。”提起这回事,赵文量至今怒气冲冲。

  “片警冲我们直嚷嚷”

  1962年。杨雨澍跟着赵文量进了北京青年美术补习学校。

  “家里真待不住了,一个社会青年没被分配,成天画些不革命、非主流的题材,是很容易受街道委员会‘关照’的。 ”

  他们不敢在家里画画,而是选择偏远的地方写生。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感到来自身后和暗处,那一双双无孔不入的眼 睛,“监视、询问,是邻居和街道干部给我们的家常便饭。”

  他们在那所艺术学校,“每天对着冷冰冰的石膏像,不知所以。”

  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从那里带走了“无名画会”的另一骨干——石振宇,“他16岁,消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硕 大的眼镜。”

  赵文量持重,张达安孤傲,杨雨澍抑郁,而石振宇的佻达,调和着这个小圈子的沉重。

  石振宇的天赋在漫画。“尖刻至极,极尽丑化之能事,常把画中人给惹急了,想用漫画形式还击他吧,又恨自己画不 过他。”

  1963年7月14日到28日,是石振宇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们一群人第一次到三堡集体写生,共待了19 天。我经历了从刚开始随便画一点,到真正把一生都交托给绘画的过程。”

  那次写生,也是赵文量真正面对大自然,放纵画笔的一次深度体验。

  转眼1964。国家经济刚刚恢复,但空气很快又紧张起来。他们不知道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只是苦恼着没有 地方画画。

  “这一年,他们3人在我家画画。那时我父亲没了工作,给人看洗衣房。家里并不大,4个人挤在一起画。一天,我 们在自家小花园前画人像,我侄女扮成苏联小姑娘,白衣蓝裙,胸前飘着红领巾。这时,片警来了,冲我们直嚷嚷,不让画。 这里不许随便来人。我27了,心知肚明,这是人家警告咱呢,人家早注意上了,咱不能继续在这儿画了。”

  只好向郊外转移——钓鱼台,八达岭,十三陵,偶尔什刹海。

  遇罗克说,“我也加入你们,好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此画作完后,发生恐怖血腥的‘红八日’,我自此停画45天,到十月二日,重新拿起 画笔,此画在手提箱中存放了近十年。”

  这是写在《八月十八日》这幅画背面的寥寥数语。这幅21.3×18.2cm的油画,是赵文量在长陵外宫墙画的 。彼时,全国一片“红色海洋”——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 首次接见红卫兵小将。

  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却远离“赤流中心”,一头扎进十三陵水库。

  在他笔下,《八月十八日》是一派盎然绿意——一株株树木,郁郁葱葱。

  那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写生。

  “在红色恐怖中,我们停止了绘画。”

  紧接着,“破四旧”运动来了。

  “我朋友欧阳英从东北回京探亲。我们托他把画运走。”赵文量说到这里,杨雨澍的腿微微颤抖。

  “装了一柳条包,两百来斤。石振宇挺瘦,背着大包很吃力。一到北京站情况就不妙,红卫兵盘问他,你那是什么东 西?”

  北京站二楼,到处张贴着触目惊心的黑体字:“格骂”、“格打”、“格杀”,每个乘客必须接受盘查。检查的人敲 着棍子挨个儿问,“什么出身?”

  “轮到欧阳英,打开箱子,里面的小画片流了出来。我全身发软,一身冷汗。正在这时,有人跑过来喊,出事啦,出 事啦。一帮红卫兵跑了过去,我们这才逃过一劫。”说着,杨雨澍不由自主站起身,来回踱起了步。

  “我看《辛德勒名单》时,就想起那一幕,我流着泪看完了电影。”杨雨澍说。

  “八·一八”过后,杨雨澍的家被抄。红卫兵抄累了,坐在一旁歇息,他蹲在地上,暗自庆幸他的画早转移了。

  为安全起见,他们自制了小画箱,从此养成了画小画的习惯。后来,小画箱在 “无名画会”成员中推广,所有人都 使用过它。“我们至今还在使用。”赵文量说。

  那年,10月2日,他们3人决定,最后合画一幅画。“那天天空非常蓝,不像现在灰灰的。卧佛寺的路两边种着白 腊树和丁香树,秋天使人格外美好,我们正画着,突然背后传出一个声音,你们还在画画?我也加入你们,好吗?”

  赵文量转过身,原来是遇罗克和他弟弟。“他们是杨雨澍的朋友。”

  两年后,遇罗克因《出身论》被捕入狱。其间,石振宇分到了工厂,张达安去了通县农场。参加挖运河后,赵杨两人 找到了工作。两年后,赵失业,而绘画,仍在暗中进行。

  “玉渊潭画派”1974-1979

  2007年12月7日下午,北京京沈公路口某别墅区,郑子燕、韦海的家

  第二代

  韦海家院子里,秋千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曳。

  韦海的妻子,郑子燕,“玉渊潭画派”另一名画家,展示了韦海的最新作品——《忍》。

  画面中,裸着身体的男子,于明暗中分裂,没有五官的脸,让人感受到强烈的痛苦。

  早年间,韦海大声疾呼:艺术不是享受快乐的,而是享受痛苦的。

  画是他将笔绑在拇指与食指间完成的。2001年,POEMS综合症袭来,先是脚,后是手,渐渐地,韦海变得有 气无力。

  现在,特制轮椅勉强支撑起瘫软的身体,他正努力地点击网页。片刻,他抬起头,咧开嘴笑了:“我的脑子还没有问 题。”

  “玉渊潭是一个中心点。离张伟家比较近。赵文量带着杨雨澍、石振宇,常去玉渊潭写生。不知什么时候,几拨人就 这么撞上了,相互引荐,共同学画,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一去就十多个人,闹啊,游泳啊,画画啊。再后来,我们汇合了二十 多人,‘玉渊潭画派’就这样被人传开了。”

  “这事得感谢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如果林彪没有摔死,就没有1972年,中国整个政治形势的松动。 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坎,老画家开始复苏了,张伟、马克鲁等大量知青返城了,这才有了‘玉渊潭画派’的扩充,直到后来的‘ 无名画会’。”

  杨雨澍在自家客厅里,逐条分析。

  2006年7月23日,策展人高名潞把两代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

  赵文量总结说:“1974年,我们在玉渊潭画画认识张伟之后,不到一年,张伟带着马克鲁到石振宇那里,这样, 我们都认识了。然后就认识了韦海、郑子燕他们。1974年是‘无名画会’的大汇合,也是玉渊潭画派的大汇合。”

  “玉渊潭画派”第二代画家当初人来人往,出出进进。在赵等人看来,比较固定,也比较出彩的有:郑子燕、她的弟 弟郑子钢、韦海、张伟、史习习、马克鲁、王爱和、李珊、刘是、邵小钢、田淑英等人。

  “集体犯罪感”

  1967年,赵文量搬进什刹海东煤厂5号。“9年间,家里再没来过人。”再有人来,已经是1976年。

  马克鲁回忆说,“我记忆中上个世纪70年代那些日日相聚的去处,简直太奢侈了,那是真正的张狂,每一个地方不 过十几平米,最小的就是赵文量的家,满屋子的画儿,一张大木床,两个凳子。冬天安装了炉子,便没了地方。人来人往,不 计其数,真是个奇迹。

  “大家常常在屋里、门口,或坐或站。渴了喝水,饿了下面。又继续清谈,常常到半夜,还会有刚来的人。早晨尿盆 还没倒,又有访客敲门。那时没电话,也不时兴事先约定,聚会常常是马拉松式的,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从绘画的技巧到 理论的探讨,常常会有激烈的辩论。”

  “策展人高名潞为我们总结了一个词:集体犯罪感。”郑子燕笑眯眯的。

  她记得赵文量很少参与年轻人的辩论,他更爱画画,或者为别人指导画画。

  那时,赵文量已历经种种坎坷:失业,妻子离去,独自抚养女儿。他喜欢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年轻人,愿意听他们差 遣,“赵文量,今天到我家来一下。”

  “最滑稽的是石振宇,一会儿从眼镜片上面看人,一会儿从眼镜片下面看人,很能活跃气氛。杨雨澍像个大孩子,常 常手里拿本书,引经据典,观点偏激,和石振宇争得面红耳赤。”

  这样“集体犯罪”的生活,更多集中在史习习家——文化部宿舍203号大院。

  “他和张伟家楼下都有公共电话,大伙就靠这两部电话联络呢。”

  郑子燕的父亲郑野夫是著名版画家,解放后供职于中国美术家协会,母亲与史习习的父亲同在一个单位。

  “习习的父亲是文化部领导,浩劫中受到了非人待遇,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文革”开始时,203号大院的图书馆不停地往大卡车上装名著,要运往造纸厂化纸浆。习习和子钢从图书馆的天 窗钻进去,“抢救”出不少好书。

  这些书自然成了大伙儿聚会时共享的精神滋养品。

  与远赴黑龙江的子钢相比,习习瘦小文弱,急了还口吃。他很挑剔自己,“常把不满意的作品烧掉,有时外出写生, 画完后,就把作品直接扔到湖里。”

  史习习死后,仅留下一幅作品。

  那时大家都喜欢上他家,因为他一个人住,没有家长管着,大家可以肆意张狂。

  说起张狂,高名潞认为这群艺术家中,韦海“脑中有反骨”。

  “韦海的父亲是个优秀的专业画家。他头顶光环长大,所以一向自视甚高,一遇挫折就倍受打击。”郑子燕聊起了韦 海。

  第一次考中央美院,因为家庭有海外关系,政审未能通过;1976年,他的一幅《红嘴唇》,引起了中央美院两派 学生激烈争论,差点动起手来。结果,他被老师轰了出去。

  “1977年,中央美院恢复高考,我陪他一起报名。老师都不瞧他的作品,就说,韦海,我知道你,我们美院不要 你。”

  三次打击后,韦海与正统艺术彻底决裂。苦闷中,他迷上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玉渊潭写生时,他会脱掉衣服 ,指着湖边的柳树喊:

  “如果没有我,这棵树,这片风景,有何意义?”现在,韦海躺在轮椅上,再度精疲力竭。

  这群人中,张伟是“少爷脾气”,任性率真。他最怕见到韦海,因为韦海神通广大,总能看到内部电影。看完后,火 速骑车到张家,迫不及待地拉开张伟捂住耳朵的双手,把剧情详详细细复述给他。

  “直到一天,张伟带来一个漂亮腼腆的小女生。”这名小女生,就是李珊,日后成了张伟的妻子。

  “马克鲁曾经追过王爱和。”王爱和,肤白眼圆,幼儿园老师,外表温柔,大伙管她叫“大白兔子”。

  “其实她内心像匹小狼一样强悍。”

  恢复高考,她闷不作声地考入社科院。毕业后,为了考托福,她在家备战一个月,家人要她去打油,打油回来,发现 功课落下了,她操起油瓶就朝墙壁狠狠砸去。

  马克鲁画画时,整个人经常被一种情绪左右,身体颤动,笔触跳跃,一会儿挥舞画笔“啪啪啪”,一会儿又陷入沉思 。这种状态,被称为“著名的马克鲁激情”。

  刘是是马克鲁的同事,在食品公司工作时,听马克鲁神侃“玉渊潭画派”半年多了,垂涎欲滴。

  “我们都叫他小耗子。不仅因为他个小,他更爱见人说好话。”

  他常溜到别人身后,一脸谄媚,你画得真好呀。结果,招至的往往是一顿白眼。

  “我那时可是真心的,我真把你们看成神仙似的人物。”若干年后,刘是很是委屈。

  颇为有趣,他当时的女友,田淑英,每次看他画画,十分无聊。于是,她也拿起了画笔,画着画着,她就成为“玉渊 潭画派”中的一员。

  “无名画会”诞生了

  1975年春,画家们在张伟家——福馁境大楼,秘密组织了一次地下画展。每人拿着自己的作品,分别从福馁境大 楼三个不同的门进入,有限的观众是他们最熟识的一些朋友。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画展。毫无疑问,所有展品的风格和技巧,迥异于当时意识形态主导的主流艺术,赵文量的《神鸟 》、杨雨澍的《中山公园雨》、马克鲁的《雨中的街道》、李珊的《佳佳》等,风格各异。

  暮色降临,在那个18平米的空间,韦海唱起《我的太阳》,另一人则颇有深意地低吟,“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 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为大伙儿把门的是张伟的母亲,一个教俄文的老太太,那天晚上,她也加入了年轻人的行列,唱起了俄罗斯民歌。

  1979年春,“玉渊潭画派”画家们汇聚在赵文量家,等他回来讲述北京美协书记刘迅接见他的情况。

  “刘迅希望我们组织一个展览。”大家一听,先是惊讶,后是乐开了花。

  刘迅对他说,“我在监狱里就听说了,有一批年轻人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艺术。所以,我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找 到你们搞画展。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你们做展览,哪怕坐牢,也要给你们办展览。”

  开画展得给这个非学院派的小组起个名啊。石振宇提议叫“戈多画会”,取自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韦海大 声反对,说某某画派会有一个固定标准,而当初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这个团体像个乌托邦,能自由自在画画,没 有任何约束。

  赵文量发话了,“任何名字也代表不了我们。就叫‘无名画会’吧。以无标准为标准。”

  “无名画会展”的场地在画舫斋。参展作品接受北京美协审查时,赵文量的《十年成痞》、杨雨澍的《我》、石振宇 的《自己》被认为“画中人物傲慢张狂”,张伟的《装卸工》更因为“题材敏感,对现实有批判性”,被美协坚决撤下。

  赵文量找到刘迅。刘迅冲着美协负责审查的人喊了起来;“‘文革’中别人在画画,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有什么资 格指手画脚?”

  对方无话可说,勉强同意。

  据说,经过这场风波,1981年第二次“无名画会展”时,张伟和李珊没再参展。

  “第一次画展前,成员之间就疏于来往了。”赵文量点到为止。

  “文革”中边缘,“文革”后依然边缘

  2007年12月6日下午,北京南十里居,高名潞住宅

  “‘玉渊潭画派’第一代画家与第二代画家,对艺术的追求上,存在着价值观的不同。赵文量他们倡导的是‘艺术应 该是宝贵生命的一部分’,李珊他们则认为,‘艺术应该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著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高名潞说。

  正是他,写了一本厚重的《“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从学术上肯定了“无名画会”,将这个长时间自生自 灭的艺术群体从湮没无闻中抢救出来。这无疑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情。

  1993年,高名潞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了在历史系读博的王爱和。她将他带到自己在波士顿的家,从箱子里取出保 存多年的幻灯片,那里有她的作品,还有若干张无名时代的老照片。

  “我看后,很感动,有才气,有真情。”高名潞说。

  马克鲁80年代末定居美国纽约。一次,他的“著名激情”再次喷发,驾车去波士顿看望王爱和。王爱和和先生推着 婴儿车,请他在哈佛广场的露天饭馆吃了顿饭。

  回家的路上,王爱和对他说,她决不认同外界把“无名画会”视为印象派风格。

  “马克鲁晚年不幸。”北京通县工作室里,李珊神色凝重。

  去年春节,他惟一的儿子自杀了,“那孩子是个优秀的艺术家,有抑郁症。”

  儿子死后,等待马克鲁的,是妻子的崩溃。他变卖了北京的房子,劝说妻子握起画笔,慢慢将悲伤转移。

  1986年,李珊和张伟结婚6年后,张伟去了美国。“我申请5次,5次拒签。”

  最后她放弃出国,也放弃了这段婚姻。“我们还有来往,我和他女朋友关系很好。”

  “张伟可以做情人,做朋友,不一定适合做丈夫。”说着,她递过相架,相片上,她亲昵地搂着一个男子,“这是我 现在的丈夫,很有魅力吧,比我小,是我主动的。”

  也许,这群画家属她最潇洒,打过若干份工,一度停过画画,后来又重新拿起画笔。喜欢开快车,玩雪橇,养名犬。

  80年代,石振宇转向工业设计,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至于“小耗子”刘是,曾紧跟赵文量学画 ,最终也放弃了,现在除了拍广告,还帮前妻田淑英出画册。

  80年代是杨雨澍最不愿提及的年代,“人们放弃理想了,注重金钱了。”

  他和赵文量曾试图融入社会,北京市妇联安排他们在其属下的杂志社做美编,一个月后,他们都觉得“不是这个笼子 里的鸟”。

  东煤厂5号的房子被收走后,他们搬进了杨雨澍在方庄的家。据朋友说,有段时间,他们感到外界太冷酷,觉得“人 就像狼一样可怕”,终日把自己锁在屋里。

  “杨雨澍年轻时,也爱美食,讲究衣服皮鞋样式。日本的‘东洋魔女’到中国打排球,他连夸人家身材好,眉飞色舞 。”

  郑子燕一边给韦海夹菜一边说这是一个悲剧:过去给杨雨澍烙下了太深的印痕。

  “可我们不都有各自的悲剧?”韦海艰难地将食物喂进自己口中。

  “真正令人悲哀的是,‘无名’总是不在时尚之中,它永远处于边缘:‘文革’中它是边缘,‘文革’后仍是边缘, 在全球艺术市场火热的今天,它还是边缘。”高名潞说,边缘才是前卫艺术的真正品质。

  “在市场化的今天,大家呼唤纯艺术的复兴。可是复兴不易,这样‘无名’就要被重新提起。”

  赵文量对记者说,“我们从没想过要做主流,也就无所谓边缘。今天的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不认为这是悲剧 。”

  (实习生饶智整理录音/图除署名外,均由无名画会提供)

  将忠实艺术与个人尊严等同,赵文量及其绘画弟兄在过去四十多年完全交付给画布,远离官场与市场的门墙。

  无名画会的光荣,是从来不属于美术界。中国美术界不缺少画家与作品,但无名画会提醒我们,许许多多狎弄艺术的 人,并不是真的艺术家。——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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