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耿介之魅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严晓霖 张莹莹

　　下过冬天的第一场雪，北京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五度。晚上十点，西三环的车流已渐疏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校园有些冷清，夜归的学生低着头行色匆匆，办公楼下的保安裹着军大衣一边呵气一边搓手。

　　展江的办公室。灯火初上。

　　“要喝什么自己拿。”屋子的主人斜背着包进门，从柜子高处翻出纸杯和咖啡。这位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在外地开了几天会，早晨返京，上完了一天的课，刚刚回到散落着书籍和文案的办公桌前，旋开随身的大茶壶呷了两口。他想着就在办公室过夜算了。

　　“外界对我们这个专业有十二个字的评价：‘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我是牢记这十二个字的。不那么保守，但也谈不上激进；不那么浅薄，当然离渊博还很远；不那么自鸣得意，跟他们多少有点相反而已。在这个保守的专业里，我是说话比较放肆的，所以就只能呆在小地方。”展江耸耸肩。

　　“你怎么不写你自己的”

　　“除了偶尔看看英超，没有什么消遣，经常在办公室过夜，一有时间就校译稿，领导来了也不回头。”谈起自己的生活，展江自嘲“枯燥无聊”。

　　翻看展江的履历，钳工学徒、海军一兵、图书馆管理员、地方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大龄研究生、新闻学者、系主任、翻译者、公共事务热心人、媒体走向评论人、舆论监督研讨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身份如同电影镜头一样轮转。

　　再定神细看，当兵的时候学英语，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准备自考，做日报采编期间准备考研……展江的路径与许多同龄人相比，算不得艰辛，谈不上不幸，却十足迂回，似乎一直都在“不务正业”，又“不务正业”得踏实非常，毅力惊人。

　　即便现在，在许多同行眼里，展江依然是“不务正业”的。他的名誉，更多来自他独立和主持翻译的众多西方新闻典籍和教材，如《美国新闻史》、《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等等，而不是原创的学术著作。

　　这种“不务正业”非但不讨巧，而且实在吃力不讨好：翻译的著作不能作为评选职称的成果，不能赢得学术地位，即便单从经济上考量也只能领稿费不能抽版税。展江清晰地记得，当他拿着自己的第一部译著去拜访前辈老教授时，对方好言相劝：“你怎么不写你自己的，翻译来翻译去终归是人家的东西……”

　　展江的态度却也鲜明：“虚心接受，坚决不从”，因为：“新闻是一个从西方传递到中国的学科和事业，我们却对西方的新闻业尤其是美国的新闻业还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的新闻著作，自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你要是做过翻译就会知道，简直是要连命都搭进去。”展江转身对着电脑，作弓着身子翻原著资料左右开工状。此言不虚，社科院美国所的老所长，著名的翻译家董乐山，便由于太过劳心劳力而辞世。但这在展江看来，非但不是前车之鉴，反而是大力推崇的楷模。

　　更何况，他有腰伤，因为三级伤残光荣退伍。有个比较极致的例子，展江组织翻译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翻译工作耗时两年多，联系好的出版社责任编辑换了五任，期间，原著从第八版改编为第九版，翻译小组愣是不依不饶地与之相对应，更改了二十多万字。如果从效率和效益的角度考量，这事非但不经济，简直有点“傻”，连展江的海外学者朋友也纷纷劝阻他，翻译这本书“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

　　“我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我只是一介武夫、江北土著。行为鲁莽，不懂为人处世之道。”展江这样概括自己的性格。然而作为学者的展江，从博士毕业到升教授并担当系主任职位，只用了五年。“纯属偶然”，展江笑着自我总结：“我基本就是一条‘漏网之鱼’。”

　　因为容易被人利用，引起无谓争论，他放弃了从部队便开始积累的新闻与战争关系的研究。“我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展江说，“做事情，有时候要少想作用不作用，有没有作用不是短时间内能看出来的。觉得对的就去做，只要做就一定是有效果的，只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部队九年

　　出身于扬州的一个中层干部家庭，1976年，19岁的展江在一家工厂做钳工学徒。这时，哥哥已经下乡，妹妹希望能留在城市，摆在展江面前最好的出路便是：当兵。

　　遂加入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一支海军，驻扎在茫茫东海中的一个小岛，远离人群，连听收音机也不被允许，这样的生活被告知要持续十五年，而命运在第二年就与他开了一个玩笑：恢复高考。

　　背石头、造房子、巡逻、站岗、当会计、看管保险柜……相比身体的辛劳、生活的单调，青春的反复虚掷、才华的无处归依，比无边的海更加幽暗，更加令人绝望。就读部队院校是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79年，最晚80年便能入学，但展江放弃了，他要的是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不愿将就，不惜搭上时间的筹码，生生把九年的军旅生涯，写成了一段退伍申请史。

　　入伍前，展江得到过一本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花两三个月手抄了一份，带进了连队。但最初的两届高考都没把英语纳入考核范围，与此同时，展江多次提出复员，他不想在部队呆到超过当时参加地方高考的年龄上限——25岁，但都被否决了。

　　所在部队的团政委看重展江的英语，请他为自己的儿子补习功课，这一补习，“糊里糊涂”补出个新闻干事的职位。新闻干事可以接触到新华社的影印资料，展江于是订阅了外刊资料的军事部分，并挑选其中篇章翻译成中文，投稿给《解放军报》。据说，当时军报之外的投稿作者只有两人，一个供职于某司令部，另一个就是展江。一年十多篇稿子，帮东海舰队摘掉了“新闻光头”的帽子，按照当时在军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立一次三等功的规定，展江军功卓著，但这一切对于他实现复员愿望越发无益。

　　1984年，展江背石头受伤的腰椎旧疾复发，住了大半年院仍不能痊愈。此时部队恰有一批复员名额，于是以“不愿因为伤病给部队造成负担”为由再次要求复员。这次竟然成功了！

　　九年从戎，结局令人哑然失笑。离开部队，回到家乡，28岁的展江拿回的是一张三等伤残军人证明。超过了高考年龄，近三十却不能而立，求学之路漫漫，看不到尽头。

　　摘掉新闻领域法制盲区的帽子

　　在《扬州日报》做了三年副刊编辑和三年广告业务后，1990年，已经成家、出入有车接送的展江决定考研。

　　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读硕士是误入歧途，读博士是无药可救。”可展江就是一心一意往“歧途”里钻，先考上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再读博士。住三人间的宿舍，最小的同学比他小十二岁。吃食堂，骑脚踏车上课，从前的同事来北京看望他后，撇撇嘴直说：“让我来都不来。”

　　博士毕业，展江放弃了留人大执教，落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的抉择有些无奈却不含糊：“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要来北京，当时人大只给一间筒子楼，没法生活，这里起码给我一套二十几平米的房子。”

　　十几年笔耕，让展江赢得了越来越多渴望了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坚守新闻伦理精神的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的赞誉。展江自己形容为这是“书呆子气”使然：

　　“我之所以对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如此看重，是因为对当下中国这个转型社会里效率提升、公平缺失的现状仍有所寄望，希望通过它的发展来帮助公民社会成长，同时抑制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滥用。做学问的人的书呆子气，就是在这里。”

　　谈及当下媒体，展江表示“不乐观”，并认为传统的人治和“官家的市场经济”正胁迫传媒趋向“双重封建化”，“ 值得警惕”。

　　对认为值得警惕的东西，展江的方式是：批评。“批评在当下中国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我是能批评的一定批评。你挑战一个事情，如果能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对决策层也必然有所触动。体现到制度层面需要时间，也许一年两年，也许更长，但总是看得到希望。”

　　展江举了个律师朋友为了诸如“列车餐车不能开发票”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频频起诉铁道部又屡屡败诉的例子，“法院判决你败诉，但补充一句，列车餐车以后必须开具发票，你说这实际上是败诉吗？”

　　从2001年开始，展江每年都组织海内外学者，协同新闻界人士，举办新闻监督研讨会，讨论中国新闻业面临的困境和自身问题，并探讨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在他认为是：法制。

　　“中国不应该没有新闻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新闻立法时机不成熟，我认为恰恰相反。长期积累矛盾而不揭发，才是更可怕的。系统的制度建设需要时间，而媒体监督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能降低社会成本，让我们能在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正视问题，同时也解决一些问题。”

　　他马上要出版一本书，是他对二十个国家新闻监督的研究成果，他在转型国家中找到许多新闻监督推动社会转型的先例，“比如巴西和阿根廷，新闻的公信力甚至能超过法院”。

　　谈到未了的心愿，展江脱口而出：“下一个五年立法计划即将制定，我一定要把新闻法的立法建议提出来。摘掉新闻领域法制盲区的帽子需要时间，但起码我们应该付出努力，有努力才有希望。”

　　他使新闻成为名符其实的专业，为打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作出贡献。——徐友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