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大博导余虹的非正常死亡

　　-实习记者/王睿 本刊记者/张雄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出色的学者，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他选择了自杀

　　“他是喜欢轻松乐观的人”。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杨慧林院长按照余虹的风格，选择了座谈形式的追思会。

　　追思

　　亲友弟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坐在地上，许多人站在门口。这个屋子，2002年他刚到人大不久时曾在其中座谈。“今天我们5年之后又到这儿，没想到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文艺研究》的总编方宁泣不成声。

　　“他是那么优秀的一个人，中国的学界少了一位本来可以走向大师地位的学者。我相信在座的每位朋友都和余虹有过种种约定，余虹有很多想法，他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下去，但是中断了，这是千古遗憾。”

　　50岁生日那天拍的照片没给他看过，找他较量乒乓球还没来得及，等着交流论文却见不到人。学生们眼中的余老师一向言出必行，这次却食言了。

　　好友杨小彦说余虹要选十个画家，出一本《十画家书》，已经写了三个。“好像也是刚刚过去的事情，在尚扬老师家里，余虹看着我，说小彦你下次到北京来一定到我这儿，就住在我家。我说好。”早年学过美术、画过油画的余虹与艺术界来往甚密。几个月前，杨小彦还带他去见了一个重要的画家，三个人在画室里讨论艺术。

　　他离去当天，北京的几个好友去看。“一下午都在想他的音容笑貌，‘音容笑貌’这四个字可能比所谓哲学思想更深刻。他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学者，他没有那么多酸文假醋的东西，没有那么多装模作样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舍不得他走。”清华大学的肖鹰说话间情绪便失控。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眼睛，里面好像有很多想法，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我总在想这要是其他场合，他在场，会是什么样子？”

　　“微笑是他最主要的表情。讲课讲到高兴的时候，比如谈到福柯，那个表情，那种兴高采烈，太可爱了，非常有感染力。”学生回忆道。

　　他经常提到福柯对死亡的迷恋，对危险的体验。“自杀并非取消世界或我自己的一种方式”，而是一种“重新发现在其中为自己创造世界的那个原初时刻”的方式。

　　12月5日正午，他从居住的那幢楼的十楼纵身一跃。

　　完美主义者余虹

　　正值知天命之年的余虹在离去前留下了一封遗书，这封留给他在人大最好的朋友——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信中写道，他在人大的工作经历是“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 “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我宁愿他什么都不要写。”杨慧林告诉《新世纪周刊》，“他在做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在为我们想着很多东西，真的让我们很难受。我也很清楚，如果他不这样写的话，社会上各种猜测会更多，所以他太明白了。余虹最后真的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自己觉得都很难承受。”

　　这是余虹的风格。在周围人的眼里，讲究细节的余虹是个极热爱生活的人。

　　他的侄儿余向东说：他经历丰富，聪明，刻苦，坚毅，一向是我们心中的精神偶像。学习出类拔萃，多才多艺，曾悬秤砣练书法，画得一手好画，曾在轮船上凭一支铅笔画像赚路费，烧得一手好菜，甚至还曾练过让我神往不已的铁头碎砖的硬功夫。

　　学生说：他的穿着看起来很随意，但都是很讲究的。大家所熟悉的那顶帽子,是他精心挑选的,非常喜欢,有一次去台湾讲学,不小心丢在出租车上,他还托朋友费尽周折找到,寄回来。

　　儿子余川说：我去美国之前他担心我在那边吃不好，一个晚上他给我写了一个很详细的菜单，里面讲述了很多家常菜的配料和烹饪的方法，希望我在美国学会做饭，还说明年来美国最希望的就是吃到我做的菜。当时我还在心里叫他迂腐，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在网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吗？可是我学会了做饭，他再也吃不到我做的菜了。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说，余虹活得很累，他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要按照美的理念活着。他对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进行精心安排，家里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物件都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在帮我搞装修时，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深感不安的同时也不胜其烦。我是一个凑合的人，余虹不是。

　　“他很会生活，而且过得有滋有味，特讲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告诉《新世纪周刊》，她亦是余虹的圈内好友。崔卫平提到一个细节：今年9月14日，那天北京下了一整天大雨，大家在一起看纪录片。中午到了饭点，主办方特别热情地为大家提供了面包、水、点心，这样大家就不用出那个楼了，因为下雨。“他不，不能用面包随便对付的，他一定要出去吃饭，这是他的性格。”

　　很多朋友都到余虹在世纪城的家里作过客。“那房子170多平米，估计能值300多万，差不多是世纪城最好的房子。”同校的老师仍不忘在追思会上对他的大房子表示羡慕。余虹像一个艺术家一样，自己买材料，自己设计，自己装修。他精心挑选一切家具，细致到沙发上的靠垫、坐垫，桌子上垫杯子、水果盘的垫子。朋友到他家里去，他骄傲地说：这漆都是我自己调的，你们看。

　　“家里装饰得非常好，只是厨房看上去冷清了一些。”崔卫平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女主人。”

　　余虹曾经历过两次并不成功的婚姻。首任妻子在十几年前与其离婚，儿子跟了母亲。大约两年前，第二任妻子也离他而去。

　　“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学生如是说。余虹自己也并不否认他的完美主义情结。有一次讲座，余虹开场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在文学院里，几乎没有人认为余虹死于工作的压力或对社会不满。“他是杨院长从上海挖过来的，而且他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学术上他也很领先，是他们文艺学学科的带头人。”文学院的一位老师说。

　　“外面有人说是不是高校里面教师压力很大，科研任务太重。实际上那个科研任务对于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而言，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杨慧林说，教授的科研有一个考核，比如要达到18分就算合格，“余虹是能够达到100分的那种人。”

　　对于外界关于余虹因哲学难题困扰而选择自杀的猜测，杨慧林认为多少有一点“过度阐释”。“他没有什么想不开的，甚至可以说非常想得开。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人说他要告别这个不干净的世界，我就说他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思想者，怎么会觉得世界是干净的呢？而且他怎会期待世界一定要那样干净呢？世界就是世界，他不会那样想的。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清楚：世界的意义在于世界之外，这是我跟他讨论过多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完全没有必要用一个行动来表明某种立场或态度。”

　　最后一个月

　　很多人在追思会上说，如果在余虹离去前的那些天，多给他一些关心，给他打打电话规劝一下，也许他就不会这样。 “我们这些朋友相互之间的关心、交流太少。” “非常内疚，应该不跟他约就直接去找他。”

　　不过在事发前的几个月，交际甚广的余虹并没有被朋友们遗忘。只是，他拒绝了外界的关心。

　　“他今年秋天的电话经常打了不接，后来忙来忙去也就没有打。”刘俐俐教授是追思会上发言的唯一女性，“可能我是一个女人，我总想，为什么他不跟大家说一说呢。”

　　“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崔卫平说。“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

　　完美主义者余虹是个乐观的人，而且乐于助人。“我们有问题时都去找他，他会开导我们：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会拿他以前的坎坷经历跟我们说。”学生说，“他很关心别人，但别人过去关心他，他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他是一个内心很骄傲的人。”

　　曾跟余虹住上下铺的同学说，读研的时候他的睡眠就不是很好。“因为看书想问题，会想得很深，沉迷在里面。有时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规律。”杨慧林也承认，干文学这行“多少有些生活不规律，余虹工作起来非常投入。”

　　多年日积月累，余虹落下了两大病根：失眠和胃病。“今年10月初的时候还挺正常，写了很多论文。后来突然就不行了。那会儿我还跟他开玩笑：吃不下去你就吃，睡得不好你就睡，他说你这样说，说明你还能吃能睡，我是真的不行了。” 杨慧林说。

　　“事实上他也一直非常积极地在治疗，托人找中药西药。”杨慧林介绍说，在事发前余虹还计划去海南疗养。

　　余虹的学生回忆了他最后一个月的讲课状况：

　　他休息了一段时间，最后一个月里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时候还很精神，第二次没有力气，就让同学自己来讲，他来点评几句，说我今天说这几句话都感觉很累。以后等我有精神了，我多给你们讲一些。当时我们就很期待。11月中旬以后就停课了。

　　“余虹是个性很要强的人。前几天我们两人分别要写篇重要的报告，临截稿前一天，余虹打电话给我，说他写不出来了，让我帮忙写完。我拿过来一看才发现他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其实写那东西对他没什么难度——不是什么论文，只是他们学科的一个发展规划，他没有做完。这在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的工作状态一直是很好的。”杨慧林说，“后来我帮他做完，传给他看。他说看书都不行了，坐在电脑前脑子也不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在余虹去世前几天，同院老师杨恒达曾跟杨慧林一起去看望他。杨恒达回忆说，当时余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说一个多月一直没睡好，吃安眠药也睡不着。而且他说散步时也感觉很冷，“可能也是身体比较虚吧。”

　　“我觉得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折磨，他习惯于不断做事的状态。倒不是病本身有多严重的问题。”杨慧林说。

　　“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人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崔卫平认为对余虹来说，能克服很多别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事业上交际上都可以游刃有余。“但是身体出了问题，这不是意志上能够克服的。比如失眠严重，人在面对这样问题时会比较脆弱。在这一点上，可能会触动全身。”

　　灵异事件

　　在余虹的追思会上，他在文学院的同事王以培老师讲了一个跟余虹有关的灵异事件：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告诉余虹老师，一直没有机会说。我跟余老师不熟，但是有缘分的是我跟余老师原来共用一个信箱。有一次我们共用信箱的钥匙丢了，我就跟余老师说：“余老师我的钥匙丢了，你能不能帮我配一把？”余老师说：“好啊好啊！”我以为他没在意就忘了这个事。结果第二次见到他，他就帮我把这个钥匙配好了，是一把很精致的铜钥匙。

　　我想告诉余老师的，就是他给我配的这把铜钥匙，居然正好能开我们家的电梯。我家住18层，电梯晚上12点以后就关了，我经常回去很晚，就用这个钥匙上去了。我原来也试过自己的信箱钥匙，开不了电梯的。可是就在前两天，一点不开玩笑，在开电梯的时候这把钥匙突然就断了。我一直想对余老师说这件事情，但是很遗憾一直没有说出来。我会把这把钥匙永久保存。

　　这个有着灵怪色彩的故事听起来有些让人脊背发凉：余虹似乎仍在以一种独有的方式与这个世界交流。只是，他纵身一跃背后的动机谜团，就好比那把折断的铜钥匙，永远无法复原。

　　“自杀不易，活着更难”

　　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余虹最后一篇博客文章《一个人的百年》)

　　余虹

　　余虹(1957.2.15—2007.12.5)，生于四川。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比较文艺学方向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比较文艺学。

　　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译著有《海德格尔论尼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