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莫让官员道歉沦为“洗责”花枪

　　事件回放：

　　山西省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瓦斯爆炸后，刚到任不久的山西省代省长孟学农代表山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 作出深刻检讨，向遇难矿工表示哀悼。同时，在洪洞“12·5”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大会上，临汾市市长李天太站起身说 ：“我代表市政府向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难者家属致以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12月11日，人民网 收到李天太致临汾市人民的公开道歉信，就“12·5”事故李天太向临汾市人民公开道歉。

　　何晓鹏：洪洞“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在道歉信里，我 们看到李天太使用了很多带有个人色彩的表述，比如“连日来彻夜难眠，内疚不安，再三自责”，一连用三个词语表示他那几 天的心理状态。从道歉信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李市长的道歉诚意的。这几天，我也看到很多评论，对政府官员的道歉，我 们应该怎样看待？作为公民，作为普通百姓，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这种道歉现象，今天让我们听听毛寿龙老师和胡星斗老师的 看法。毛老师，对于官员道歉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毛寿龙：政府官员道歉现象是一种新的变化，至少是表明政府的一种姿态，说明政府并不是不会犯错，有错就得承认 。在过去的观念里，政府是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的，总是对的，总认为官员都是高素质，低素质的是老百姓！

　　实际上，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道义上的责任的，做错事要道歉，这是正常的。除此之外，官员还承担着政治责任、法律 责任等，这些责任的惩处都是别人说得算，不是他自己说得算，道义上的责任是他自己说了算，他可以自己决定道不道歉、怎 样道歉。

　　何晓鹏：在我感觉中，官员道歉的现象是这两年开始多起来的，更早一点的时候似乎并不多，比如之前有一段时间， 倒是出现了一些引咎辞职的官员。2004年中央还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作了具体的表述。但 这两年在新闻报道中，似乎引咎辞职的现象少了，官员道歉现象越来越多了。

　　毛寿龙：这里面既有技术问题，又有历史问题，实际上是问责制的一种转移，但现在来看，当时的引咎辞职、强令辞 职效果不是很好，过一段时间之后，(辞职官员)又纷纷上去了。而且我觉得引咎辞职有过多过滥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自己 冤枉。

　　何晓鹏：以道歉代替引咎辞职会不会是一种倒退？

　　毛寿龙：不能说就倒退了，这里有一个机制成长过程的问题，比如在一段时间里引咎辞职成长得快一点，一段时间里 道歉的多一些，也许以后弹劾的机制又成长得比较快，不同制度在不同时期成长速度有差异。

　　而且对于政府的治理来讲，官员道歉应该算是责任政府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安排，它的成长肯定需要一个个的个案去 支持。光有制度没有内容，就只是一个形式。我说的一个个个案，是指一个个官员去道歉的个案，如果这种事情比较多，它就 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规则。而且，对于道歉能有怎样的功效，是否会对道歉官员本身有触动，各种监督的力量就很重要，比如 加强舆论监督就很关键。

　　何晓鹏：胡老师觉得，官员道歉这种方式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胡星斗：我想也有积极方面的作用，道歉可能会引起地方政府对相关问题的高度重视，采取一些严厉的整改措施，哪 怕是一阵风似的重视。而且对官员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一个培养。

　　毛寿龙：即使官员道歉最后只沦为一个形式，也会有一定的意义。任何形式都是有意义的。道歉本身就是一个主动的 标志，谁也不道歉，谁也不认罪，后面的工作就会更难开展。

　　至少我们相信一点，一个官员要是总道歉，那肯定对自己的形象有很不好的影响，人活着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的，总 道歉还怎么当官。道歉本身就是要约束自己，道歉是为了得到谅解，想让大家谅解就得把之后的工作做好。

　　而且对于道歉官员的责任，我们要从细节上去看。我们现在往往很容易忽视事情的细节，比如说道歉的政府官员跟整 个矿难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跟矿主勾结，行贿腐败，失去管制？那这就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他平时工作做得很好，矿难 是矿本身的问题，道歉官员本身没有责任，那他道一个歉，表示监管工作没有做足。这里就有两个极端，一个要追究法律责任 ，一个是只需要道个歉。这些需要我们从细节上了解后判断。

　　道歉的“挡箭牌”功效

　　何晓鹏：胡老师，官员道歉现象这两年比较集中，这种变化的发生有没有什么样的背景？

　　胡星斗：这个背景就是社会舆论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发展使社会舆论声音放大，迫切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履行他们的 职责，而且中央也加大了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就要通过道歉这个方式来释放 压力。通过道歉，一方面对中央有交待——我道歉了，而且我现在也在严厉查处——以此减少自身责任；同时，也可以挡住各 种舆论的谴责，算是对百姓有个交待了。

　　何晓鹏：听起来道歉也有了挡箭牌的功用。

　　胡星斗：在很大程度上道歉是一个挡箭牌。当然也不排除真心道歉的。但目前有很多这种公开道歉，恐怕作秀的味道 更浓些，成为避免辞职的挡箭牌。

　　何晓鹏：这样看来，道歉现象的增多被动的味道更浓厚些。

　　胡星斗：对。一是被动的，第二也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所以我说，与其谴责不如加重处罚，与其让官员公开道歉， 还不如对官员的日常工作进行问责。西方国家也有官员公开道歉的事情发生，但据我所知，并不多，往往都是辞职，他们有非 常严格的条例，你管辖区内发生了重大的恶性事件，那行政长官很有可能要辞职。道歉往往是针对平常出现的一些小的失误。 比如布什总统说错话了，他要向老百姓道个歉，这是可以的。

　　何晓鹏：中国也有类似这样的规章条例，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就对引咎辞职进行了明 确表述。

　　胡星斗：但目前这些规定还是比较模糊的，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可操作性往往比较差。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一些国 家的官员来讲，中国的政府官员“含金量”比较高，西方的官没什么含金量，所以大家辞职也辞得干净利索。

　　何晓鹏：这个“含金量”指什么？

　　胡星斗：指官员所享受到的各种待遇和好处。

　　何晓鹏：包括职责和权力是否对等？

　　胡星斗：对。西方一些国家的官员，权力受约束比较多，待遇也一般，可以迅速地引咎辞职。中国不一样，官员的权 力大、待遇好，一旦下台，就会失去很多好处，官职与待遇结合得非常紧密。

　　何晓鹏：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引咎辞职这条路。那这样看来，官员道歉其实是有一种风险缓冲作用的，如果这 样，那无论是现在真心诚意道歉的，还是只为了摆摆姿态的，最终都难免让人觉得这只是政府官员在走一种形式。

　　胡星斗：成一种秀。如果官本位的本质不变，权大责小，官员不需要对普通百姓负责，这样的状况不改变的话，这种 公开道歉可能就会沦为一种遮羞布，一种工具。另一方面，这种公开道歉不会产生任何实质上的效果，对于改善执政能力，对 于建立一个廉洁政府，不会产生实质的作用。

　　建立公民问责与日常问责制度

　　何晓鹏：现在看来，道歉现象本身是不用过多担忧的，要关注的是道歉之后，对官员的问责是否会因此减弱。

　　胡星斗：对重大事件发生，只道歉肯定是不够的，需要加强问责，现在我们的问责制度是一种从上往下的问责。

　　何晓鹏：官员对官员的问责。

　　胡星斗：对，高级官员对低级官员进行问责。这样一种问责，往往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上级官员不了解下级官员的 情况，下级官员呢，也很容易以各种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使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惩处无法到位。而对于下级官员的真实情况 ，只有老百姓最了解。比如，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通常都是上级官员直接找下级官员了解情况，寻问事件过程到底是怎么回 事？下级官员就百般辩解，摆出种种理由，上级官员一听，原来也有这些客观的原因存在，因此就从轻发落。但如果上级官员 能够听老百姓来讲述这个事情的过程，那就很有可能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可惜的是上级官员通常只听下级官员的 ，不会来听老百姓的，所以就为下级官员搪塞上级官员创造了条件，这种从上往下的问责制度，往往难以避免出现下级蒙骗上 级的情况。

　　何晓鹏：但现在对官员的问责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这种方式，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后，中央派来调查组，对事故行进调查 了解，然后对负责官员作出惩处决定。大多数官员的离职往往到了这个时候才会发生。

　　胡星斗：对，怎么来查处，往往都在等中央的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撤职还是逮捕，还是其他惩处办法。在中国很少 见有人主动提出辞职，主动承担责任，都是被动的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政绩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制度，这个问责还挺有效果的。比如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 迅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政绩制度有关，它导致各地区之间的一种相互竞争，谁的GDP高，谁的财 政收入多，谁就有可能被提拔。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绩制度有它正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制度也导致很多事故的发 生，大家都要政绩，要经济发展指标，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默许，不去严厉查处，像这种矿区责任问题、污 染问题等等，某些地方政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为让他们多生产，结果导致一些事故的发生。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种从下往上的，或者是平级的监督力度。比如说人大的监督、法院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这 种监督问责，目前这些方面还很弱。所以官员们还会热衷于道歉，通过道歉，对下面就算有所交待了，不用下台，不被弹劾。

　　何晓鹏：这种监督问责不只是针对重大事故的发生，也应该是平时工作的一种常态。

　　胡星斗：但现在我们往往只对这种重大突发事件进行问责，对日常工作却没有多少问责。我认为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 立两个制度，一个是公民问责制度，或者是民主的问责制度，由公民从下往上问责；第二个是日常问责制度。日常问责制度也 就是说日常的工作，比如检查矿区安全、违法开采，你要及时了解，及时予以制止。如果有矿工对于安全问题的投诉，要及时 查处，而且还要保护这个投诉的矿工，不能让他因为投诉而利益受损。在平常的工作中，只要发现相关官员责任不到位、查处 不力，哪怕是没有发生矿难事故，都应当追究他的责任，请他下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矿难的发生。

　　道歉信

　　作为一市之长，我没有做好工作，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到十分痛心和愧疚，难辞其咎， 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此时此刻，我心情十分沉重，深感愧对105名死难的矿工，愧对105个破碎的家庭。在此 ，我代表市政府向不幸遇难的矿工表示沉痛哀悼，向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难者家属致以深深的歉意。12月9日，我已向国务院 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深刻检查，现在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

　　——摘自临汾市市长李天太的公开道歉信

　　道歉备忘录

　　吴仪

　　2007年3月7日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于当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向百姓道歉。

　　于幼军

　　前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因矿难和“黑砖窑”事件曾三次公开道歉。

　　王喜良

　　2006年12月1日，云南省曲靖市副市长王喜良及富源县委书记宁德刚，因富源县昌源煤矿“11·25”特大 瓦斯爆炸事故向社会公开道歉。

　　彭水诗案

　　2006年9月，重庆市彭水县教委秦中飞因一则短信诗词被刑拘，罪名是“诽谤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半月后， 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

　　周年贵

　　2006年4月3日，湖南省常宁市荫田镇村民蒋石林以“财政局超预算、超编制购买豪华轿车”为由，状告常宁市 财政局。之后，当地财政局长周年贵亲自登门向蒋石林道歉，并作自我批评。

　　深圳市

　　2007年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该《办 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