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志农：野生动物代言人

　　虽然他是中国最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但奚志农的名字，对读者来说多少有些陌生。美国《新闻周刊》曾以“中国正在萌芽的绿色革命”为题，报道他保护滇金丝猴的情况，称“这将成为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

　　撰稿／贺莉丹(记者) 张益清

　　奚志农高高瘦瘦，背了个大大的旅行包，出现在这个铜墙铁壁的城市，一顶迷彩色棒球帽遮住了半张黝黑的脸。在中规中矩的人群里，他很好被认出来。

　　妻子史立红和女儿奚溪跟在后面，奚溪8岁，是个漂亮小姑娘，一袭酽紫短裙，双眸灵动。“像个云南孩子吧！”奚志农很得意，脸上漾开层层笑纹。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多年来致力于拍摄与保护滇金丝猴、藏羚羊等濒危物种，他也是首位深入可可西里报道藏羚羊遭偷猎并跟踪拍摄野牦牛队保护藏羚羊过程的摄影师。

　　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1998年，克林顿访华，收到的礼物中有一帧就是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照片，克林顿看后惊叹，“哦，这是我的表亲！”

　　他用镜头记录了野生动物的沉静、活泼、从容与恐惧，也记录了人类对动物的残忍杀戮、对自然的肆意掠夺。两相对比，直击人心。

　　事实上，奚志农有着缓慢温润的声调，跟粗线条外貌似乎不大吻合。讲述他跟灰冠鸦雀的邂逅时，43岁的他充满孩子气，用了激动的手势与惊叹的语调——“一看，我的天！就是灰冠鸦雀！！”

　　“我就是一个一直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他说。

　　“城市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是奚志农的故乡。“那时的天比现在蓝，水比现在清，山上的树也比现在更多，没这么多汽车，在那个边远古城，没多少机会见到现代化的东西。”在描述他热爱的自然时，奚志农常眯缝双眼，似乎冥想身处其中。

　　他养过一只还没睁开眼睛的小麻雀，每天给它喂苍蝇，小麻雀后来被“喂家了”，“吹个口哨，它就停在我肩膀上”；他还用做老师的妈妈改作业的红墨水，把小麻雀的头染红一点，这给幼小的他带来极大乐趣。

　　奚志农的父亲当时在昆明一家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7岁时，奚志农被接到昆明。突然来到城市，他感到自己“像一只自由的鸟儿给关进牢笼”，这种感觉持续到现在，他对城市始终有距离感，“城市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那时，他整个假期都待在舅舅家，舅舅在昆明郊区疗养院工作，疗养院后面有座山，舅舅给他做了弹弓，他们常一起上山打鸟；上云南师大附中时，奚志农还参加了一个射击队。“说奚志农小时候看到别人打鸟要哭，是想当然的杜撰。”

　　他参加过3次高考，“第一次差了5分，后来一次比一次差得多。现在想起来，可能是种幸运，没有进入那个体系”。1983年，在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鸟类专家王紫江引荐下，19岁的奚志农加入了科教片《鸟儿的乐园》的摄制组，这是他第一次跟着摄制组到野外，这次拍摄对他触动很大。

　　当时的中国尚无野生动物摄影的概念，普通老百姓也难以接触到照相机。摄制组从动物园请了位技师，让他负责抓鸟、弄顺鸟毛、用绳子将鸟拴在树上，以保证鸟儿暂时不动。“我这个小孩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旁边也有飞的鸟，为什么不拍？”

　　奚志农决意学会摄影，“一定要拍自由飞翔的鸟”。他坦言，自己曾多年特别抵触拍摄饲养或捕获的动物，1990年，他与昆明动物所考察队在独龙江拍摄时曾抓到一只珍贵的楔嘴鹩鹛，他宁愿帮别人“打下手”，也不愿拍。

　　1989年，奚志农为昆明教育电视台拍摄了《母亲河在召唤》、《心声》等环保宣传片。次年，他为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组拍摄了一些野生动物纪录片，那时他是“临时工”。

　　找了两年，拍到滇金丝猴

　　20多年的野外拍摄，让奚志农有太多难忘的经历，他对滇金丝猴与藏羚羊的关注更是持续十多年，“也因为拍摄滇金丝猴和藏羚羊，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对这两个物种最有感情”。

　　1992年，奚志农到云南省林业厅宣传处工作，这一年，时任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专家的龙勇诚启动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生物学研究项目。

　　滇金丝猴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分布在滇藏交界处雪山峻岭之巅的高寒森林中，它们有厚厚长毛，似华丽蓑衣，以抵御雪国严寒，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目前个体数量仅2000只左右。“滇金丝猴是云南最有代表性的物种，它们有红色的嘴唇，公猴还有时髦发型。如果云南还算一个动物王国，‘国王’就是滇金丝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决定自己拍什么，我一定拍滇金丝猴。”奚志农说。

　　当时龙勇诚小组的研究刚开始，第一趟上云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就拍到了滇金丝猴，受其鼓舞，1992年11月，奚志农开始上白马雪山拍摄滇金丝猴，初次进山月余，他没找到猴子，却拍到白马鸡，秋天的白马雪山，落叶松金黄，云雾氤氲，“气势壮美，太棒了”。

　　那时的奚志农被当作“异类”，他总是往德钦跑，一待好几个月，德钦(迪庆藏族自治州最北的县，近青藏高原南部，白马雪山就坐落在该县)当时在大家的印象中是陌生偏远之地，“连林业厅的人也觉着很不可理解”；即便在林业厅，他也不认识几个人，“我唯一打过交道的就是保护办，他们是管动物的”。那段时间，他甚至连做梦也梦到猴子，他常常背着沉重的摄影设备一趟趟上白马雪山，从海拔2000多米爬到4000多米，沮丧和孤独，有时会来袭，“那段路只有些灌木，在接近体力极限时，我这样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但再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奚志农当年跟踪的那群滇金丝猴种群有170多只，它们的活动领域超过100平方公里，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它们非常怕人，在那么大的范围找起来，难度可想而知。而且，我的拍摄要和科研人员的研究进度相配合。”几个月呆在山里，即使不去找猴子，他和同事们还要做气候记录、采制植物标本、处理猴粪等工作，总之，“忙死了”。

　　1993年9月，奚志农又上了白马雪山，他和同伴背着机器，把猴子可能活动的所有区域都找了一遍，不见猴子踪影。天色已晚，他们绝望地折回营地，在爬回营地最后一个坡、进入杜鹃林时，突然发现了新鲜猴粪，“一小堆黑色发亮的猴粪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从光泽及分离的程度看，最多是一个小时前的！猴子一定就在前面！……我趴在地上，仔仔细细地看着猴粪，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再仔细看地上、石头上、杜鹃的树枝上，到处都是猴粪，有的几乎还在冒着热气，显然，猴群刚刚从这里经过”。新鲜猴粪的发现，好像给每个人“打了强心剂”，近400米的高度，他们只用20多分钟就上来了，“往上冲时就听到了猴子叫声”。

　　透过落叶松枝，他看到对面坡一棵突出的冷杉树上有个猴子家族，大公猴端坐在树干上，慢条斯理地啃松萝，两只母猴依偎在它两边，其中一只母猴抱着一只可爱的婴猴，而两只幼猴在玩着它们灵巧的游戏，不时发出“嘎嘎”叫声。他将Betacam摄像机架在石头上，开机将焦距推到最长，一按开关……磁带还在轻轻转动，可泪水却模糊了他的双眼，“找了两年，今天终于找到了！”

　　那3年多，奚志农6次进入白马雪山拍摄滇金丝猴，在1994年7月，他第二次拍到滇金丝猴。

　　他的影像推动了藏羚羊保护活动

　　1995年5月，奚志农再次上迪庆州，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原始森林。

　　在奚志农看来，这片世界罕见的高海拔暗针叶林的毁坏，不仅对滇金丝猴，而且对生长在这里的许多珍稀动植物种类都是灭顶之灾。心急如焚的他四处奔走，最后在朋友帮助下，找到著名环保作家唐锡阳，与唐一起致信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沉痛呼喊：“这片原始森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掉，为什么一定要毁在我们的手里？”

　　林子最后保住了。但奚志农的朋友说，接下来，不仅要保护林子和猴子，恐怕还要保护奚志农。

　　奚志农在云南的工作陷入困境，“如果我不走，可能连累我部门的领导，当《东方时空》发出强烈邀请，我想，我还是离开。”1996年，奚志农加入央视《东方时空》。

　　当时西方时尚界有种风行的shahtoosh(沙图什披肩)，卖shahtoosh的商人一直在编造一个谎言，即他们收集了藏羚羊脱落的绒毛加工成shahtoosh。著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乔治·夏勒博士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对羌塘地区的考察中目睹了藏羚羊绒毛的交易，并最早揭示出：绒毛真正来源于对藏羚羊的偷猎。

　　1997年12月，奚志农深入可可西里，跟随野牦牛队在零下几十度的恶劣环境下追捕盗猎者，他在格尔木看到了野牦牛队缴获的一批小山一样的藏羚羊皮与头颅，透过取景器，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藏羚羊至死圆瞪着的眼睛、角上的弹洞与带血的头颅……“我的心在滴血”。这些影像经《东方时空》播出后，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但1998年5月，处于事业鼎盛期的奚志农选择再度离开央视。“虽然《东方时空》影响力非常大，但毕竟不是一个野生动物节目，对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来说，每天拍人比较困难。”他决定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在野外拍摄动物，没那么多人能做”。

　　1998年夏天，作为自由摄影师，奚志农参加了由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和香港中国探险学会联合举行的对藏羚羊繁殖地的考察，他拍摄了惨遭偷猎者猎杀的成堆血淋淋的藏羚羊，现场惨不忍睹，最可怜的是小藏羚羊，“有的尚未出生，就被秃鹫从母亲体内拖出来”。

　　奚志农用镜头记录了藏羚羊遭偷猎的惨状，这些影像最终引发全国性保护藏羚羊的活动。一些国际时尚杂志也刊登了奚志农拍摄的被剥皮后的藏羚羊图片，文字说明为“一条shahtoosh等于3到5头藏羚羊的生命”，触目惊心。

　　“这就是影像的力量。用影像保护自然，是我的努力方向”，奚志农选择做自由摄影师，也感受到当中利弊，“毕竟不是依托一个大平台，只是个人，跟保护区联系时肯定有困难。”

　　他曾断过肋骨4根，曾在独龙江失手从溜索上坠入山涧。这些经历，他不愿多谈，只笑称“其实是很丢人的事，还是自己经验不够”，“这是自己想做的事，没人请，更没人逼。野外跟城里不一样，不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很正常”。

　　他也陆续获得许多重要奖项。2000年，奚志农获得“地球奖”。2001年，他的摄影作品《滇金丝猴》获得英国BG野生动物摄影年赛濒危物种单项大奖；2002年，奚志农历时10年拍摄的纪录片《追寻滇金丝猴》获得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奖，奚志农是首位在上述两项国际重要影会中获奖的中国摄影师。他的照片，也大量发表在《中国摄影》、《美国国家地理》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

　　几乎找不到野生动物拍

　　1995年11月底，北京的大学生们看到奚志农近距离拍摄的动物园的滇金丝猴妈妈抱着孩子的录像后，他们点燃200支蜡烛，祈祷不要让滇金丝猴失去最后的家园。

　　这给了奚志农很大震动，也改变了他某些固执观念，他不再那么排斥拍摄人工饲养的动物，“如果没有影像支撑，‘滇金丝猴’就是一个名词，没人想到它是那样独特的物种”。

　　“无论是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野牦牛；还是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或是秦岭深处的大熊猫，它们或多或少地给了我机会，让我记录下它们的惊恐、好奇、安详和宁静……从它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人类的自私和贪婪，也看到了什么是纯真、什么是自然。”他这样诠释影像的力量。

　　在北京，奚志农与妻子史立红相识，史立红曾任《中国日报》记者，后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项目联络主任。奚志农在35岁做的决定，仍让人觉得他天真得难以置信：他向央视辞职后的次年，史立红向WWF提出辞呈，1999年4月，夫妻双双回到云南，创建民间环保组织“绿色高原”；5月，女儿奚溪在昆明出生。

　　2002年，奚志农和妻子史立红再次回到北京，创办“野性中国工作室”(Wild China Film)，以拍摄记录中国野生动物为主要任务。奚志农意识到，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有时真看不到什么希望。我们整个环境状况很多是根子问题，让我感到绝望；但看到很多年轻人积极参与，我感到还有希望”。他常是矛盾的。

　　奚志农总是说，“做总比不做好”。2004年，他创办“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主要训练对象是来自全国各地保护区的基层巡护员，让他们尝试用一种新眼光观察他们的工作环境。”奚志农希望有更多人投身野生动物摄影，“没有感动怎会有行动？影像是能打动人心、激励人做些事情的”。目前该训练营已举办4期，培训了200多名保护区工作人员。

　　摄影分为商业、新闻、风光与纪实摄影等，奚志农认为，在中国的摄影门类里，过去一直没有野生动物摄影，但现在由于技术进步，野生动物摄影终于成为可能，“过去中国摄影师，包括我，我们的野外拍摄条件很差，当年我在野外待3个月，只有不到五六个反转片；国外摄影师出去一趟，可能有两箱子、几百个反转片。”

　　他介绍，在国外，野生动物摄影是个发达行业，许多人从事这项工作。“我们看了20多年的野生动物影像都是国外的，随便到图片库一找动物，都是非洲的。”多年来，他坚持做“喜欢的事”，他的最大理想是，“将来有一天，中国能有很多人从事野生动物摄影”。

　　而让奚志农忧虑的现状是，“在中国拍摄野生动物，最困难的是，你几乎找不到野生动物；中国是人最多的地方，野生动物在中国是最怕人的。”

　　“虽然自然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但真到地方政府那里，经济发展往往压倒一切。我最担心的是这种疯狂的经济发展、环境破坏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多少人的努力可能因为地方政府一个决策毁于一旦。”奚志农感喟。

　　目前我国相继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像西双版纳，幸亏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如果没有建立自然保护区，连那么一点原始热带雨林都剩不下”。

　　他认为，由于保护区的努力及国际组织介入，老百姓也从保护中尝到甜头、积极参与，这是让人欣喜的一面。但现实依然残酷，“一些地方保护区面临开发压力，地方政府希望保护区多做旅游，拼命想调整保护区的规划、挪动保护区的边界、蚕食保护区的资源……这对中国自然保护区来说是个严峻挑战。从根子上讲，我们的保护方针是60年代制定的，就是‘保护是为了利用’，这造成非常可怕的事实，难道辛辛苦苦保护就是为了人类利用？所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鲵(娃娃鱼)，在中国野外差不多绝迹了，但在饲养场里养了成千上万，甚至在给人吃……这是特别让你感到绝望、无奈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间声音特别微弱。”奚志农感叹。

　　“太需要来自自然的声音”

　　为举办北京动物园“滇金丝猴主题月”活动，奚志农今年有接连两个月“困”在城中，这是几年来的最久纪录。他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时间在野外。

　　74岁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动物专家乔治·夏勒博士在中国从事了25年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一年中有8个月在野外。夏勒博士是奚志农的榜样，去年年底他们在一起工作。

　　“他们城市里的人”——奚志农常这样称呼，他觉得自己在骨子里并不属于城市，但从云南折返北京的经历让他明了：他要把来自野外最紧急的影像让城市里的人知道，只有在城市才能传递出这些信息，引起更多人关注；而城里人的生活将最终影响野外。

　　在野外，对奚志农而言“像度假”，他最放松，“我的爱好就是我的工作，而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在野外，最幸福的是，天还没黑我就可以睡觉，天蒙蒙亮就可以起来，扛着机器出去。我们营地海拔4300米，能看到两边的峡谷，每天有不一样的日出与日落。”15年前拍摄滇金丝猴，留给奚志农深刻的印象，他的Betacam摄像机在那3年的拍摄中只留下不到30盘录像带，每盘30分钟，“这些带子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虽然几乎每天在拍，但光线不好或云雾不好，我根本舍不得开机。”

　　而“不幸”回到城市，他则要不停工作，“会很累”，“不停地和很多人谈、接电话、回答问题。中国太需要来自自然的声音，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当作野生动物的代言人，不遗余力地讲”。

　　他很警醒，“虽然关注这块的人越来越多，但和我们国家这么严酷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状况比起来，力量还是太弱”。

　　谈话间隙，好动的奚溪，或在桌子底下匍匐前行，或扑进父亲怀里撒娇，或扑在桌子上用彩笔画她的小马……女儿的种种，总是引发奚志农骄傲地大笑。

　　“现在的孩子很难有像我童年那样的经历了，奚溪比起其他小朋友幸运一点，她每年假期都回云南老家，我也带她去野外。在野外，爬6个小时的山，她都乐意。”奚溪3个月大就上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去年，他带着奚溪去了趟帕米尔高原，她“很喜欢”。

　　奚志农计划明年去四川岷山拍摄绿尾虹雉，可能得花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