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是专家也是行动者

　　见到李楯，他刚刚结束了在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9年的工作，出了两本书，他说：今年整60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准备开始新的20年的工作——假如天假与寿数的话。他自以为得意的是：年六十，童心未泯，良知未泯。

　　李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大学教授、著名画家李瑞年先生，曾留学法国、比利时。亲属中也多学界名宿和社会贤达，如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袁敦礼先生，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声学所所长的汪德昭先生等。

　　李楯一生颇多波折，“文革”中去农村插队，先后有过8年在农村种田，4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靠自学而终以教学和研究为业。李楯总说：读书、思考，是一种兴趣，问题总在你的前面困扰着你。他有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遇到了一些大师级的老师——如法学钱端升先生、社会学陈达先生、古汉语陆宗达先生、现代汉语黎锦熙先生等——这些老师当时正因运动而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工作，所以李楯才有机会一对一地求教于门下。

　　1980年，在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李楯通过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1984年，他和张思之、蒋维正一起被聘为人民日报法律顾问。1986年，李楯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最终在那里退休。1999年至2007年，实际主持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中心近乎于一个“小社科院”，汇集人文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学、教育学、传播学、管理学等许多学科的专家百余名，在教育、劳工、社会保障、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以及司法改革和立法的公众参与等方面，做以问题为先导的跨学科研究，完成了政府和联合国机构的一些项目，还参与了一些立法和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评估。工作中，李楯强调的是专家的独立性——只对事实和学术良知负责；强调人要有担当。

　　将李楯列入《南风窗》2007“为了公共利益”榜单的主因，还在于他对艾滋病防治事业所做的贡献。

　　李楯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与艾滋病相关问题研究的。由于艾滋病问题的特殊性，使得参与艾滋病相关问题研究的专家在研究之外，还显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性。李楯在1998年参与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最初起草，为联合国开发署作中国与艾滋病防治相关法律评估，向政府提出了《艾滋病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不断呼吁尊重和保障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权利。而在中国的艾滋病被重视，有大量资金投入后，又提醒人们要警惕“艾滋病防治成为一个产业”，警惕“吃艾滋病饭”现象的出现；提出要使资金下沉，让感染者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受益；认为“在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感染者”、“20年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属于危言耸听；指出中国在对艾滋病问题的认知、解释和回应上都存在问题，原因是有些人不认同普世的保护人权、反对歧视的价值理念，而在具体做法上却盲目地模仿和引用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外方法和理论。作为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李楯的“刺耳”之音，正显现了他的个性。

　　不少人都还记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清华“AIDS与SARS国际论坛”上的演讲。而在此前，李楯引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美国专家何大一博士进入河南，直抵上蔡县文楼村，河南省副省长、驻马店市长、上蔡县长接待，为后来的盖茨基金会和克林顿基金会进入中国开展合作打通了道路。

　　面对持续多年的血友病人因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而上街和防暴警察冲突的事件，李楯曾三次劝阻了病人和家属聚集上海的行动，把他们请到北京详谈，向卫生部提出：“搁置责任，立即解决当事人的治疗、生活等实际问题”，冒风险出面斡旋，往返京沪，就补偿费用和治疗等项在政府、企业、慈善机构之间促成共识。尽管问题能否最终得到平和解决，还很难说。

　　面对转型期诸多的问题，李楯总希望能寻求化解社会冲突的办法，但他深知，这不能以有损社会公正和牺牲弱势人群的利益为代价。

　　(南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