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吴苹：我绝不会停下

　　“我是公民，不是刁民”，她敢于挑战公权力的执拗，突破了社会底层习惯隐忍的集体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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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吴苹去重庆市工商局为自己新买的问题越野车讨说法。

　　她夏天刚买的一辆崭新的越野车刹车失灵了，皮带断成粉末状，“那是要出人命的问题啊”。

　　接待人员未及说话，吴苹便已反客为主：“按照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你们做到没有？你们是不是有不作为的嫌疑？”

　　之前较量已经开始了，吴苹向越野车厂客服中心投诉，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不愿记录，更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工号、电话。

　　多个回合后，吴苹对接线员说，“我会依据你们的排班表，找到你的工号，半个小时后你等处理结果吧。”接线员一听连忙道歉，答应马上记录、反映。“到现在问题还没解决，过几天我会为此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尽管依旧艰难，但吴苹还是选择依法维权。

　　她的维权之路始于弟弟在一次车祸中的蹊跷死亡。吴苹第一次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先后买了宪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单行本仔细钻研。遇到不懂之处，就去请教在九龙坡法院工作的亲戚，如今她屋里的法律读书笔记码了近一尺高。

　　为弟弟之死已跑了七年的吴苹，今年再一次赶到重庆市公安局信访处。

　　先前几次她连机关的门都进不去。而现在她坐着一辆加长红旗车大摇大摆地进去，她的“斗争经验”也已大大丰富：“神态要故作傲慢，门卫还会给我敬礼。”

　　面对迟迟不理睬自己的接访工作人员，她猛拍了一下桌子：“我已看清楚你的警号，我现在郑重告诉你，按照信访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你今天的工作就是不作为，我马上可以去检察院告你。”顷刻，接访人员表示立马转交她的材料。

　　弟弟曾经是吴苹最疼爱的人，这对她来说是比越野车重要得多的事情。“我愿意用我现在的一切换回我弟弟的生命。我绝对不会停下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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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吴苹不打不成交。

　　第一次冲突还在“最牛钉子户”事情呈白热化的时候。彼时，吴苹每天准时在她丈夫杨武以一己之力独守的“孤岛”下召开“新闻发布会”。作为南方周末记者，我见证了这一事件中“采访团”从三四家报纸几何级膨胀到上百家媒体的全过程。同样的问题，吴苹每天要重复几十次，每日的“新闻发布会”到后来已经慢慢演变成例行的“普法教育”了。

　　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俨然“大腕”的吴苹开始厌烦起来，对于觉得有“敌意”的记者，她耍起了“大牌”。更多记者为了从她口中套取一点“新料”不断地讨好她。交谈中，她的控制欲极强，主导着采访的进程，甚至有些蛮不讲理。这让我不喜欢她。

　　为了一位我很尊敬的老记者，我同她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这位老记者第二天要截稿，同我约好与吴苹晚上再深谈一次。我们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结果吴苹爽约了。她执意要单独去一家咖啡店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讽刺的是，她之前对中青报记者耍“大牌”，还是那位老记者和我劝她，中青报是很有公信力的媒体，你应该接受他们的采访。

　　老记者锲而不舍地追到咖啡店门口，仍然被吴苹挡了回去。老记者一气之下躺倒在咖啡店门前的长椅上，“算了，这个女人……老子不采了。”

　　采访结束，已经快凌晨了，我气并没消，上前厉声地质问她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在新闻界口碑良好的老记者。原以为她会再一次显示她的强硬和蛮横，她却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接受老师批评一样等我发完脾气，连声赔不是，说自己不清楚情况，安排不妥，并当即打电话给那位老记者诚恳道歉，说马上过来见他。

　　这个女人在其强硬的外表下倒有几分柔性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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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解决之后，我再度返回重庆采访。正当我在重庆一筹莫展的时候，吴苹居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她是来兴师问罪的——责怪我在第一篇报道中揭她隐私，并很明确地告诉我她恨我。

　　此前尽管她成为当时中国曝光度最高的新闻人物，但是其背景依然云遮雾罩。这是“采访团”记者的共同感受：吴苹本能地屏蔽任何她觉得是隐私的信息，除一个按自己意愿或开或关的小灵通外，没有记者知道她第二种联系方式；她随时可能出现在工地，但绝不会允许记者探访其住处；甚至开发商和房管局也说，由于不知道其住址，相关文书无法送达。

　　自从成了公众人物，吴苹有意保持着两种姿态。一是作为捍卫私有财产典型者的高调：面对强权绝不屈服退让，另一种是高贵而神秘的出身，比如自诩“江南一枝花”，父母都是重庆解放后第一批干校毕业生，父亲是老检察官，懂乐谱喜欢弹钢琴，朋友遍天下，等等。

　　那次，她又对我们几个记者讲，“孤岛”四周的高楼上，有很多人24小时看着，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会马上赶过来。“杨武他练武的，你想想，他同门师兄弟、徒弟很多，做什么的不说你也明白。他们和我讲，嫂子只要你一句话，这个事情没问题。是我按住他们，我说这件事我们有理，按法律程序来就行。”

　　吴苹的确是个厉害角色，其实她完全不必要看似低调又处处留意地显示她的“能量”，虽然多数时候她所言非虚，但毕竟有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的成分。

　　我找到了杨武家的邻居包括居委会主任，又在同行朋友的帮助下拿到了吴苹的档案，这些材料足够勾勒出杨武社会底层的家世和高中毕业生吴苹早期的售货员生涯。同时一些文件清晰地表明，吴苹的父亲是种畜场一名普通退休工人，母亲也是一名售货员，而绝无可能有干校和检察官经历。

　　正是这些内容让吴苹愤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档案的？你有什么权利披露我个人隐私？”

　　我跟她说明个人隐私和涉及是非的公共人物信息的区别，更何况一个没有身世背景的维权者更有利于凸显其可贵价值。

　　以我对吴苹的了解，她一定会不依不饶地继续声讨，但她居然又显示出了宽容而明理的一面：声音恢复了亲切，并在电话里她很配合地就把当时在法院主持下的谈判经过和盘托出。

　　说实话，我有一丝感动——她本来完全可以不理会我这被她列入“黑名单”记者的额外采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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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苹就是这样一种人，对外神秘化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维权之外，她对人并没有侵略性。

　　吴苹承认自己并非完人，而往往那些能起于市井、敢于以平常之身与强势对抗的人，多为性格复杂甚至偏执者，既有常人之情，亦有非常人之为，而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支撑着他们超越庸常，一跃而成为与落后制度的对抗者。

　　12月16日，坐在吴苹经营的餐厅包厢中，说起这些过往，吴苹感慨：真真假假，过多少年后看，真的不是外人当时所想的那样。

　　这家餐厅是“钉子户事件”不久后吴苹承包的，占了一家四星级酒店整整两层，承包合同一签就是十年。这样的餐厅，她在重庆还有一家。生意兴隆之余，间或会有一些客人不买账闹事，吴苹出面，别人认出了她，“这就是那个最牛钉子户啊！？算了，埋单！”

　　这一次碰面，吴苹开着一款黑色加长红旗车，她的哥哥吴健给她当专职司机，这款型号在重庆只有两辆，那辆“钉子户事件”时的“长安面包”，只是她用来进货的，她当时确实保留了“实力”。

　　分别时，吴苹突然对我说，“小弟，当时(‘钉子户事件’)场面很混乱，但我一直记得你，晚上还跟着我采访。你知道吗，我老公一人在危房上面，你，还有其他两位年轻记者，你们是我的精神支柱！”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悦 发自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