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大言不希声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在这个“十七大之年”成为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而此文所引发的激辩也在各界发酵并最终扩散于公众。

　　48岁的俞可平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著名政治学者的睿智，而是看起来远低于年龄的面庞。“好年轻。”一些人描述第一次见到俞时都这么说。

　　这种印象在十多年前甚至更让人吃惊一些。1990年代初，在中央编译局做副研究员的俞可平去北大找一位师弟。事后有人转告此人，“刚才有个高中生来找你”。

　　此时这个“高中生”已经因为研究“人权”问题而被注意。不过这还不是俞“崭露头角”的时刻。早在1988年，作为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两名政治学博士之一，俞就吸引了广泛目光。

　　俞可平的声誉在2007年达到新高度。年初时他因两个月前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而此后十七大召开带来的政治话题升温更让他成为大陆最受关注的政治学者之一。一些媒体也因此给他打上了“智囊”的标签。

　　不过聚光灯下的俞可平依然有“黑影”：对他本人鲜有报道，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声名赫赫的学者的成长经历。而俞的故事，也成了观察中国政治现实的一个窗口。

　　“我想了解这个世界”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这是一个盛产幕僚的地方。不过俞并不喜欢这个角色，他在日后被舆论以“文胆”相称时曾说，自己不认同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有存在师爷、“文胆”的必要。

　　俞可平在农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并曾为生产队队长。这个农家子弟的土玩具陀螺成为了他日后一本著作的书名。俞在《民主与陀螺》一书中写道：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

　　他的潜力并不是一开始就显而易见。1978年，俞考取了当时的绍兴师专政史系，这是一个山沟里的学校，甚至连一名讲师都没有。

　　俞的不同很快显现，他以刻苦著称，这个文科学生甚至自学了《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课程。俞也常听“美国之音”之类的英语节目，并显示了对哲学的酷爱。“我想了解这个世界。”俞在日后接受母校校报采访时说。

　　俞后来成为绍兴师专第一位毕业当年考取研究生的学生，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他复试的成绩高达90分，远超其他报考者。

　　在厦大期间，俞可平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这个变化使我惊奇不已。”俞的大学同学金高品回忆。日后金和俞在家乡相遇长谈，发现俞对中国政治体制及民主进程颇有“雄心”。

　　俞在硕士毕业前报考了北京大学刚刚建立的博士点，这是建国后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导师赵宝煦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然而，俞当年并未成功。赵宝煦回忆说，1983年俞第一次报考时自己在德国，委托同事帮助招生，“回来后他告诉我，今年没有合适的，当时他不欣赏俞可平，主要是看人的角度不同。”不过此后两年依然没有合适的报考者，1985年俞再次报考，“我一看就觉得，这人不错。”俞和现在的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王浦劬一起成为建国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

　　俞的副导师、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说，俞其时专注于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研究，并在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他后来的博士论文为《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俞在博士毕业后打算留校，但北大无法解决房子，俞当时已结婚生女，其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和俞是同乡。中央编译局的一位教授欣赏俞可平，答应给一个单间，俞最终选择了后者。

　　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初到编译局的俞“很安静”，没有人估量到这个助理研究员的潜力和胆量，俞所在的中央编译局当时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称，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保守。

　　1990年，俞发表了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俞在文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过去谈论人权是禁区。”俞当时所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詹汝琮说，俞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大胆而有分寸”，但俞仍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说，人权是西方概念。

　　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俞的思考方向，其后当代所获得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际负责课题的俞在研究过程中将其变成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这个擅自改动研究方向的举动面临着被认为没有完成预定任务的风险。但俞争取了各方面的支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

　　随后俞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时任当代所所长李洙泗说，此时俞在中国年轻的政治学者中已颇有影响，他热衷于参加各种研讨会，并且联系广泛。俞在1994年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1995年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俞的研究引发了某些学者的不满，比如他谈论“市民社会”问题时，被攻击为“自由化”。而俞在参加完一次在武汉举行的学术会议后被人写匿名信告发。“上级单位来调查，但最后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李洙泗说。

　　之后，俞开始更广泛地注意国际政治学界最新的研究方向。1998年，他出版了《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描述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书籍。詹透露说，上述系列图书得到了在党内德高望重的汪道涵的好评。

　　2000年的时候，俞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学者。一个佐证是，中央编译局现代所现所长何增科说，俞和中央编译局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进行课题研究，有些来自执政党最核心的机构。

　　俞曾领衔为前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进行相关研究。“我们建议中国在国际上要善于用治理与善治的语言介绍中国民主政治的成就。”何评价俞说，“他既了解中国高层和地方政府的现实，又了解国际的前沿动态，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高质量的成果。”

　　此时的俞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俞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现任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两个体制内的学者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觉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王说，一些地方官员比较冷淡，因为评选对他们升官没有帮助，而许多地方党政部门打电话咨询评奖事宜时，第一句话就是要问：你们要收多少钱？

　　“我们没有红头文件，”俞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评选最终坚持下来，并获得了广泛认可。

　　“他(俞可平)想要及时发现政改经验，并使这些实践让党政官员和高层领导知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东西。”何说，“他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一个学者的解释和预判

　　十七大结束之后，俞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俞曾反复呼吁中国的政改道路要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并认为，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则以“疏”为主。

　　如果执政党内可以达成这样的“稳定”共识，那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果就不应有太大顾虑——设计良好而条件成熟的改革意味着新的平衡状态的到来，不会影响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而俞最为著名的是“增量民主”概念的提出，“他特别主张先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找到不断进行增量改革的空间，鼓励政府创新。他以此对保守派和激进派都进行劝服。”李景鹏说。

　　2006年底，俞因为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引发争论，俞的朋友说，一些政治学者也在网上匿名跟帖表达意见。“有些人觉得写的都是常识，但它首先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接受了普世价值；二是因为这些普世价值还没有被各个层次的中国官员普遍接受，这篇文章起了扫盲的作用。”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说。

　　俞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努力与国际沟通的学者，他1994年在美国期间曾发表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事后中央编译局找到国际广播电台的编辑进行审查，结果编辑对这些文章的表达方式大为赞赏。“说他用的是我们对外广播的语言，而不是人民日报的用语。”詹汝琮说。

　　俞在国内政治学界也有着良好的口碑。“他为人胸怀宽广，没有帮派之见，这很难得。”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说。

　　詹汝琮说，俞有一些独特的习惯：比如不吃荤，晚上不安排应酬，少看电视。“他睡觉比别人少，4个小时就够。”当上副局长后，俞依然保持了早起读书的习惯。

　　现在俞已经被各方贴上了“智囊”的标签，他曾否认这个身份。“这对他没什么好处，”俞的一个朋友说，“媒体喜欢给学者贴标签，这会害了他。”

　　与纷扰的传媒不同，学者们更看重俞长久以来的学术研究，而不是某一句话。“他是一个对国家和学术有关怀的人。”林尚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实习生廉卫东、方可成、邓江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