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的厦门，再次激荡出不平静。备受关注的PX项目争议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

公众质疑厦门PX项目

　　种种迹象表明，面对几乎一致反对的声音，政府在对项目的态度上出现了松动。

　　12月8日，福建省厦门市在网站上开通了“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投票平台；12月13日，厦门市政府开启公众参与的最重要环节——市民座谈会，市民参与踊跃。

　　有媒体报道，福建省日前召开了省委所有常委参加的专项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决定迁建厦门PX项目，预选地将设在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半岛。同时，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层官员当晚已同翔鹭集团高层初步达成迁建意向。

　　这个消息目前尚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证实。

　　有评论指出，这是一场民意的胜利。

　　喷薄而出的民众意见，阻挡了一个庞大的化工项目。回顾一年多来有关PX项目的激烈争论，事件之初，正是厦门大学的一名教授，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告诉了民众什么是PX工程。

　　她就是赵玉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从小在台湾长大，1971年考取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留学深造，197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并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79年,赵玉芬却毅然回到了祖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及清华大学工作。

　　赵玉芬不是第一个知道PX危害的人，但她是最先站出来的人。

　　2006年11月，赵玉芬从厦门本地的媒体上看到一则PX项目开工的新闻。“由于PX是对二甲苯化学名的缩写，当时我也没有一下子意识到。后来，才清楚是对二甲苯。”

　　对于一个从事化学研究的专业人士来说，不留心都会忽略。赵玉芬想，普通民众肯定不知道PX是怎样的一个项目。

　　赵玉芬忧心忡忡，觉得必须通过正面渠道解决问题。同时把这个情况跟同在厦门大学的其他几位科学家作了沟通。

　　2006年11月底，赵玉芬被邀请参加厦门市部分干部的科普学习会议。由于事先被要求不要在会上提及PX，作为到会的三位专家之一，她如坐针毡。

　　随后，赵玉芬、田中群、田昭武、唐崇悌、黄本立、徐洵6位院士联名写信给厦门市领导，从专业的角度力陈项目的弊端。

　　2006年12月6日，还是这几位院士，面对面与厦门市主要领导座谈，未能取得进展。

　　200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赵玉芬联合百余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

　　提案中提到“PX全称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发生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乃至战争与恐怖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份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中，有几十所著名高校的校长以及十多名院士。

　　至今还不被外界知晓的是，在这次两会上，赵玉芬准备了三份风格及内容截然不同的材料。

　　一份是她在参加小组讨论时，针对PX项目的发言稿，一份是提交的提案，还有一份是提供给《政协信息》的材料。三份材料，虽都是针对PX项目，但角度各有不同，一份比一份理性。

　　后来被广为流传的是她的发言稿，这是一次很煽情的发言。“虽然这份发言稿上包含的数据远不如其他两份，但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赵玉芬说。

　　“从专业的角度说，我更清楚其中的严重性。反映出来的数据和观点，都是以学术的态度进行了专业的论证，既然要想正面地解决这件事，不是光扯着嗓子喊上两句就可以的。”

　　即便是赵玉芬在开完两会回到厦门大学后，她和其他几位科学家还针对PX项目做了第二次论证。

　　他们检索了国内外大量的资料，分析PX项目中化学物品对大气和环境的影响。最后形成的报告虽然只有几页纸，却花费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这场影响深远的PX项目争论中，并不是赵玉芬一个人在战斗。在她的身后，有一群可亲可敬的科学家，以他们的治学为人之道和对社会的责任，力阻PX项目落户厦门。

　　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教授袁东星是其中之一。对项目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她进行了艰难的求证，从一遍遍的模拟实验到繁琐的资料收集。

　　袁东星教授的一些担忧，在提案中是没有被具体提到的，但这绝对是一组让人震惊的数字。

　　根据初步估算，加上翔鹭石化在厦门已经投产的PTA(苯二甲酸)项目，一旦PX也开始生产，每年将有大约600吨的化学物质不可避免地泄漏到大气中。

　　“哪怕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环保生产设备和工艺，这600吨的泄漏也是无法控制的。这个被称为是化工企业的跑冒滴漏现象。”

　　她说，就比如我们在家里炒菜时往锅里添加酒或者醋一样。尽管我们是往锅里添加，但鼻子却能嗅到酒或醋的味道。因为在我们添加的过程中，已有少量的酒精和醋挥发到了空气中。化工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各种流程和环节不可能避免这种泄漏。

　　对于从事环境化学研究的袁东星来说，专业领域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化学物低剂量的长期暴露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专家或者机构对这种长时间跨度下化学物的影响及危害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化学物泄漏后与一些不确定物质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协同效应和加和效应。它们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比单纯的单一化学物挥发要厉害得多。

　　“这个项目每天大约要消耗5000吨左右的煤，这一点对厦门空气质量的影响也不容小视。”赵玉芬告诉记者。

　　“我们并不反对PX项目，而是认为它应该迁址到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赵玉芬和其他科学家们在向公众传递了有关PX项目的信息之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责任。

　　在经过求证和了解之后，他们向厦门市政府提出了几个迁址的建议。一个是湄洲湾，一个是漳州漳浦的古雷半岛。

　　湄洲湾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石化基地，接纳PX项目有可行性。漳浦的古雷半岛是一个直径为20公里左右的海岛，周边荒凉，岛上只有一个盐场。最适合PX项目。

　　由于PX项目每年能给厦门带来800亿元的GDP，这些科学家们思考起了经济学的问题，他们建议厦门市政府通过“飞地”的形式来解决PX项目的争议。即政府在外买地，或者总部设在厦门，企业在漳州，项目带来的利益两地共享……

　　而这一切体现了科学家们的责任，而这些责任却并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

　　出乎意料的是，当这场持久的PX项目之争即将结束，民众将迎来胜利曙光之时，这些科学家们又悄然隐退。12月21日，记者致电赵玉芬院士，她的助手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事实上，在6月1日之后，她再也没接受过媒体采访。而她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频频提到的“学者的社会责任”，至今还在这个年度中回响。 本报记者 涂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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