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关露：一个有洁癖的老太太

　　-本报记者 陈 璐

　　丁言昭，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关露啊关露》一书的编选者，曾在上海市木偶剧团担任了20余年的编剧，提前退休后，开始编撰文人传记。

　　“上个月我刚刚完成了《关露传》，正在等待我父亲审阅。”丁言昭的父亲丁景唐，今年88岁高龄，曾与关露有过数面之缘。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让丁言昭成为了国内关露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关露印象

　　“1980年和1981年，父亲在中央党校学习，我有幸和父母一起去关露在香山的家和文化部的宿舍拜访过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关露。”尽管已经事隔多年，丁言昭对这两次见面仍记忆深刻。“关露在香山的家，是紧靠公路边的一个幽静的小院落。两间小屋相连，很简陋，外间支一大炕，摆书桌的地方都没有，用水要到远地去挑，厕所还在大马路对面。”

　　“我们敲门，一个小阿姨模样的姑娘开了门，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太太进入眼帘，她正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一缕阳光映照在她身上，脸有些发亮、红润。她的脸庞瘦削，皮肤白皙，一双细眉下的丹凤眼衬出秀气、灵气。脸上虽然布满细密的皱纹，但仍然掩盖不住她的气质。鼻梁正直，只是两边鼻翼微微有些发红，大概是整容的痕迹。她的衣服虽旧，但是干净整洁。”

　　丁言昭早就听说关露有洁癖。“屋里整齐地摆着一长溜儿的盆，有的是洗脸的，有的是洗手的，分得非常仔细。”

　　“关露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温软悦耳，慢声细语，没有恼怒，没有愤恨，只略带歉疚，夹杂着遗憾。她对我们说：‘这些年蹲监狱，我又想起好多往事，不写出来，就没有人知道了。’给别人增添了许多麻烦……我晚上睡不着，我的朋友都当奶奶了，每天还得来陪我……’”

　　原来，关露一个人住香山，生活孤寂，经常邀请朋友到香山同住同写作。然而，就在1980年5月，关露突患脑血栓，经过医院抢救，头脑逐渐清醒，可以讲话，还可以由人搀扶着行走，但是她已经不适宜再住香山了，那里距医院太远。关露多次请求能在城里给她分一间房，方便她治病，一直没有能如愿，最后只借给她一间房。

　　“这房在文化部的大院里，原来是美国人办的华文学校的女生宿舍。关露住的一间在一层，最多十平米，朝东朝北都有窗户，冬天的寒风直往里灌。西墙紧挨公共厕所，长期受潮，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暖气片不暖，另装一只煤炉。屋里放了三张单人床(保姆和陪护她的远亲各一张)，连个小桌子都摆不下。”丁言昭说到这里，声音有些低沉，“这第二次见面的原因是，我正记录整理一篇《左联琐忆及其他》的文章，需要关露定稿。”

　　丁言昭回到上海之后，用关露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寄给关露后，她收到了关露的亲笔来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信的大概意思是，文章已经见报了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有机会还是要更正过来，应该用‘丁言昭’的名字。”

　　没有养女

　　丁言昭能够见到关露，完全是因她的父亲丁景唐。

　　“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曾经和关露有过一段接触。”丁言昭说，“在日军全部占领上海后，部分党员同志撤退到解放区，留下的党员坚持地下工作，那时我父亲化名为丁英，负责联系几位从事学生刊物工作的同志。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的刊物投稿，打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他们决定向1942年5月上海出现的综合性杂志《女声》投稿。”

　　而关露正是《女声》的编辑。

　　“她慧眼识金，采用了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大量的稿件。我父亲统计过，他前后在1942年12月到1945年7月《女声》上发表了诗、散文、杂文和民间文学等作品56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来往，让关露和丁景唐有了更深一步的交往。

　　丁景唐一直对自己的女儿说，关露是个传奇。在见了关露后，丁言昭也下定决心要为关露写传记。“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写过一本《谍海才女》。当时我还自己删去了两个章节，一是谈《女声》杂志的主编佐藤俊子；一个是谈关露如何打入上海日汪特务总部76号，做李士群的工作的。当时这些内容都未公开。”值得一提的是，《谍海才女》原名叫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因为征订数不足，责编出于好意，改用了后来的名字。

　　采访结束时，就最近有所谓“关露养女”的问题，丁言昭特别通过本报声明：“网上流传了一张照片，说是关露及其养女的合照。但我经过了调查研究，在胡绣枫等人的鉴别下，她们明确指出这张照片上的中年女子并不是关露，并且否认了她收过养女的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