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的艰难选择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8日17:34 南方人物周刊
官员们的艰难选择
年度人物:厦门市民与PX的PK战

官员们的艰难选择
厦门市民与PX的PK战

  2007年12月21日上午,厦门市委宣传部在市委大楼6楼就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召开新闻协调会。“一定要把问题跟老百姓说清楚,说不清楚老百姓的误解就会越来越多。”宣传部副部长林聪明的声音在会议室之外仍能清晰听见。他嘱咐在场的当地媒体把市民的意见收集上来,然后再逐一说明。

  “厦门政府是开明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会后,林聪明对本刊记者说。

  仅仅从一个细微的角度考察,林此言不虚——这可能是中国最容易进去的市政府,院子大门无人拦截,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三栋办公大楼进去仅需简单登记,上楼后各个职能办公室标识得一清二楚,包括各级领导。

  为什么对民意的重视有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厦门市政府一位官员表示,“6.1散步”事件之后,“政府的政治压力非常大。”不过,他拒绝透露压力来自何方。

  厦门市委一位高级别官员则说,“PX有其具体情况,这个项目是国家发改委批的,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6月13日,率团去香港推介“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厦门市长刘赐贵表示,暂缓进行海沧区PX项目的决定由厦门主动作出,并非受到来自中央或福建省的压力。他同时表示,若区域环评的结果认为(PX项目)最好不做,厦门市政府将“可能采纳”。

  刘于2007年1月由龙岩市委书记一职调任厦门市委副书记,2007年2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代市长,4月1日当选厦门市市长。

  厦门市一位整体区域规划环评领导小组的官员用十七大报告中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词汇来解释其原因。

  根据《厦门日报》的报道,早在2006年6月,中央编译局调研组对厦门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调研,对厦门的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厦门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完全是出于社会各界的一种自觉行为,并且做到了未雨绸缪”,并准备正式向中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

  “全厦门人都反对这个项目,和城市定位不符合。再说环保是国际大趋势啊,你看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出了巴厘岛路线图。”厦门市委一位退休干部说,“GDP只是个数字,最重要的是人啊。”

  “我们同民意沟通的渠道一直是畅通的,我们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做了大量的宣传,但是某种程度上,我感到手机短信、网络把PX给妖魔化了。即使是袁东星教授也说,不反对PX项目本身。”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聪明说。

  据本刊记者了解,当地有官员在私下场合仍然为这一项目面临迁址而感到惋惜——毕竟,对这个城市的官员来说,还需要和别的城市展开GDP竞赛,而在目前的官员评价体系里,这一指标依然十分重要。

  “厦门的GDP长期以来都不如泉州,也就是说,福建的第二大城市GDP不如第三大城市,厦门的领导压力实在很大,但现在所有城市都遵照一个GDP标准,连厦门这样的城市也没有不同,这是把玫瑰花腌成了咸菜。”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国栋感慨。

  颇有意思的是,虽然PX项目有每年为厦门贡献800亿GDP之名,但根据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院长袁东星教授在公众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一项目年均上缴增值税金和附加4.74亿元,安排就业人数为600人。其环保投资是5.2亿元,占总投资4.31%,但是工程环保的年净效益是负值,换句话说,它尽管有这么多的投资,每年还要损失3902万元。

  一对座谈会夫妇的心情反复

  作为海沧区的业主代表,吴玉梅和丈夫鲍小磊分别被选中参加12月13日和14日的公众参与座谈会。座谈会之后的第四天,就传出PX项目迁址漳州的消息,他们将信将疑。这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太多的传言。

  “一切还是要等政府最后的表态。”坐在未来海岸会所的咖啡厅门前,吴玉梅的表情并不真的担忧。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这个爱笑的姑娘,已经抗争了一年多。

  吴玉梅2003年来到厦门,在此之前,她在广州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糟糕的治安状况让她“担惊受怕了六年”。她的男朋友鲍小磊在2002年也从江西调到厦门。

  2004年,两个人在厦门海沧的“未来海岸”买了一套房子,3800元一个平方。一年之后,他们搬入新居,“准备以后在这里定居”。

  跟黄旗忠一样,他们的期待很快落空,接着就是遥遥无期的抗争。

  后来,他们注意到,这群人当中几个活跃分子,已经被派出所找去谈话。

  6月1日的“市民散步”,吴玉梅和鲍小磊都由于工作原因没有参与。

  半年后,回忆起这件事,吴一位业主有些自嘲,“当时好像有些搭便车的想法。”

  7月份,厦门政府打算实行网络实名制,他们经常发言的业主论坛也关闭了,虽然QQ群还能说话,但吴玉梅心想,“政府连网络都想到了,项目看来一定是要上的了。”

  17大召开后,他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看完了17大的报告,环保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也成为考核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

  他们也注意到,国务院11月份出台政策,对于那些未来若不能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和任务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和千家重点耗能企业中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将一票否决。

  吴玉梅说,“我们一直非常关注政策,这是我们唯一的斗争工具。”

  而在长达半年的规划环评过程中,身边的流言满天飞,一会说“不建了”,一会又说“已经在建”。 每一个传言,都让这对夫妻心情反反复复。

  终于,12月5日,《厦门市重点区域(海沧南部地区)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本)在厦门网及厦门商报和厦门晚报全文刊登。

  报告指出,《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简称“95总规”),将海沧定位为石化工业区,可后来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简称“04总规”),进一步将海沧定位为“城市次中心”。这两者在功能与布局上存在矛盾,吴玉梅和鲍小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搬进海沧区的,他们是海沧众多新建小区中的一对普通夫妇。

  环评报告出来,有人邀请他们前去市政府静坐,给政府施压。吴玉梅本打算跟着邻居一起去,她觉得这是合法表达诉求的方式。结果,老公和她吵了一架,把她劝住了。

  12月7日,政府宣布厦门常住居民可以报名参加公众参与座谈会,吴玉梅拉上丈夫去报名。

  结果她被选上了。

  报名参与听证会的人数519人,她的报名号码是407,选中做第一天的发言民众。丈夫鲍小磊先是选中作为候补人选,后来因为前面的民众缺席,他转为正选。

  黄旗忠并没有报名。不过,在这之前,派出所来找他和另外几个业主,跟他们说,“你们应该参与。”

  鲍小磊感到诧异,“政府为什么找这些反对分子来参加座谈会呢?”他还注意到,从10月份过后,地方报纸不止一次报道,厦门将大量引进电子科技产业,他在心里琢磨,是不是“转折点”来了。

  然而有时他也疑虑,“或者(厦门)政府找我们去,只是希望座谈会开得更有合法性,可能除了我们几个,其他人都是托儿。”

  座谈会的情况和他们想象的迥异。第一天的座谈会上,轮到吴玉梅发言时,她准备好的反对意见已经“不止一次”被前面的人表述过了,她只是“强调了一下自己对于厦门的感情”。鲍小磊的发言在第二天,因为觉得头天发言的人很开放,于是也说了“不少尖锐的意见”。

  12月18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PX项目即将迁址的消息,网络上、业主QQ群里热烈讨论。有人说,这是厦门人的胜利,也有人说,胜利主要属于住在海沧区的新厦门人,属于新兴的中产阶级。

  厦门市委一位官员拒绝把参加座谈会的公众称为“市民代表”,“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代表,他们基本是利益相关方。”

  回顾整个过程,吴玉梅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信心,要有头脑。而且,很重要的是,要关注上层政策的变动。”

  马天南的尴尬

  马天南曾经开过公司,当过企业顾问,后来决心用两年时间,尝试在厦门做一个环保NGO,那是1999年。“经过百折千回”,2007年8月绿十字组织终于在民政部注册。但她所努力要去“推动”的厦门市民,这几个月来一直在骂她,因为她发表了“三不政策”:对散步“不支持,不反对,不组织”。

  马天南解释,选择这个立场,是因为PX项目涉及太多领域的知识和利益关系,感到自己难以把握,所以,当媒体让她表态时,她始终拒绝。

  “如果我仅仅是个人,我很愿意表态,但我代表了我的组织绿十字,这个时候我不能说,我希望这个组织生存下去。”马说。

  实际上,早在2006年夏天,黄旗忠和鲍小磊等海沧业主就找到绿十字,希望委托这个厦门唯一的环保草根NGO,能帮业主来做些事。

  马天南选择了一条“侧面切入”的路线。

  她组织业主考察海沧的环境,邀请厦门大学几位专家过来给业主做讲座,为业主的公共参与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但她发现在举办这些活动的时候,海沧的居民过来参与的并不多,因为“很多都太忙”。

  她也曾请北京的NGO和媒体过来关注海沧的环保问题,但都没有回音。

  在那个阶段,事情似乎毫无起色。

  2007年3月的两会上,赵玉芬院士联合其他104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马天南把《中国青年报》对此事的报道转贴到自己的网站,两天后,她接到有关部门打来的电话,让她把报道撤下来。

  “我转载的并不是地摊小报,而是《中国青年报》这样全国性的大报纸。”马天南辩解。

  “你的网站还没有注册,我们可以随时把它关了。”对方回应。

  “全国有那么多没有注册的网站,为什么偏偏关我的?”

  “你必须撤下来,否则就把你网站关了。”

  马天南只能照办,之后在论坛上出现任何关于PX项目的帖子,她都删除,超过24小时不删除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6月1日之前,马天南的手机里收到了好多请她上街的短信,业主们也在QQ群里面讨论散步的事情。马天南劝告大家,千万不能去,“那是违法的。”她还告诉绿十字的成员,“你们要上街也可以,但不要穿绿十字的衣服,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之后,马天南去了印尼接受培训。

  12月10日晚上,刚刚从印尼参回来的马天南回到了厦门,公众参与座谈会就要召开,她赶紧向专家咨询,一连组织了三个晚上的公众参与讲座。

  第一场讲座在11日,没有任何业主参与。

  这天晚上9点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通过摇号产生,马天南开始接到业主们的电话——他们着急了,希望马能给安排一场讲座,介绍大家应该如何发言。业主们关于PX的了解毕竟还是零散的,他们也不是专业人员,一旦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心里没底。

  12日晚上7点,24个海沧区业主参加了绿十字组织的座谈会,其中10个人是13日与14日的座谈会代表,做讲座的是厦门大学化学系的王光国教授,之后大家讨论到了晚上10点,提出了13条反对意见。包括,为什么在某些指标上还引用了前苏联的标准等等。

  座谈会上,10位代表把这13条意见都表达出来了。

  马天南说,“我们当然希望推动公众参与,但我只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公民更好地参与进来。”

  马天南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她告诉记者,绿十字能够在今年8月份在民政局注册,跟他们在PX事件中的谨慎有关。

  在她的描述中,厦门的NGO环境很差,发展起来的草根组织极少。她并不认为,这次非常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因为厦门已经发展起了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

  “我们非常困难,用了8、9年的时间才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在经费方面,几个筹款的渠道都被堵住了,地方政府没有支持,一些大基金会在福建也没有工作领域,目前就是跟一些全国性NGO合作,成为他们在福建的合作方,但这样的资金来源极少。企业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持方。”

  “福建的公民社会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马天南感慨。

  “就我们做活动的经验,我并不认为厦门人民有那么高的参与程度。在PX的项目中,我也觉得,甚至居住在海沧的居民都是热情有余,理性参与不足,他们都是城市里刚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工作非常紧张,有时候,他们也担心过分参与会影响自己的升迁。”马说。

  她觉得自己很难解释这个事件的逻辑,只是隐约觉得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

  “现在想想,没有表态是对的,我不希望这个组织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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