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2007

　　安库雷

　　写下一长串的名单，作别2007。

　　还有更多逝去的人没有被书写。有人客死他乡，虽然无法纪念，但被启蒙的一代，已经大踏步地走向未来；还有一些，譬如黑砖窑里的死难者，譬如凤凰桥下的亡魂，譬如家乐福门口被践踏的生命，譬如济南暴雨里被卷走的市民……我们无法一一知晓他们的故事，我们甚至无法穷尽他们的姓名，然而记住他们，这个社会才足以保持痛感，才足以有资格等待救赎。

　　兰成长(1972-2007)

　　2007年1月10日上午，兰成长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记者的身份与同事常汉文前往大同市浑源县一黑煤窑采访，当日下午，两人在矿上遭到殴打，11日，34岁的兰成长因颅内出血抢救无效，留下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撒手人寰。

　　然后，大同方面开始“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接着，这起死亡被网友捅了出来，再后，真记者蜂拥而至。当地官方的说法是，兰成长没有记者证，采访实为敲诈，而记者的调查则说，兰成长在记者站有创收任务，自感“压力很大”。

　　一个曾经的煤矿仓库管理员，辗转几番，成了一个“记者”，尽管这位“记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黑色幽默的背景，是当地屡禁不绝的黑矿。有人说，“假记者”背后是“真问题”，加快新闻体制改革，“让真记者有责任、有勇气、有能力去报道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铲除‘假记者’的生存土壤。”

　　(1月11日离世)

　　薄一波(1908-2007)

　　1月15日，年近百岁的原中顾委常务副主任、原副总理薄一波辞世。薄一波是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仅存的元老，有媒体点评，他的去世，宣告了革命家型政治家彻底告别中国历史舞台，对中共，对中国，都极具象征意义。

　　薄一波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薄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委员。建国后，薄一波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代财爷”，其子薄熙成则说，“父亲认为我们党内懂经济的大有人在，他觉得自己只是做具体工作的工作者。”薄熙成说，父亲对金钱没有概念，干了一辈子经济“没有一个存折”。

　　晚年，薄一波仍未赋闲，他致力于党的历史研究，写下巨著《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

　　(1月15日离世)

　　毛岸青(1923-2007)

　　毛岸青是毛泽东与其第一位妻子杨开慧的次子，他四岁那年，奉命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告别妻儿，从此天各一方，直到20年后新中国成立，父子才得重逢。毛泽东后来说：“我很同情岸青，他很小就和岸英流落在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几次被警察打过，对他的刺激很大。”

　　1947年毛岸青从苏联返回中国，1960年与邵华在大连结婚，1970年育有一子毛新宇。毛岸青是毛泽东惟一活下来的儿子，他的儿媳刘滨对记者说，“爸爸关心新闻时事，晚年还坚持看‘大参考’。”

　　而对于中国这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很高兴”。

　　(3月23日离世)

　　杨勤冀(1939-2007)

　　杨勤冀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妻子陶菊英从不掩饰嫁给他的不甘：“我一直都看不上他，比我老那么多。”

　　这对年龄相差14岁的普通夫妇在1979年有了自己的女儿，取名杨丽娟。杨丽娟15岁时迷上刘德华，任中学老师的杨勤冀是反对的，然而反对无效。2003年，杨勤冀卖掉了在兰州的房子，要完成女儿偏执的追星梦。此后，他举债，他赴港，他卖肾，最后引来了大众的围观。2007年3月25日，第三次去到香港的杨丽娟终于可以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然而她并不满足。次日，杨勤冀投海自尽，在遗书中，他“托孤”香港政府，请他们代为完成女儿心愿。

　　(3月26日离世)　　

　　龚如心(1937-2007)

　　2006年10月，在双方赔上了9年时间和8亿多诉讼费后，龚如心赢得了她对公公的世纪争产案，成为失踪丈夫巨额遗产的唯一受益人。不成想，半年之后的2007年4月3日，这位亚洲女首富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

　　龚如心生前喜爱扎小辫子，着迷你裙，有一个鲜嫩的绰号“小甜甜”，因此被人形容为“60岁的年龄，40岁的外貌，20岁的心境”。据估计，持有华懋近90%股份的龚如心，个人财富约为200亿至400亿港币，西方媒体说她“财富超过英国女王5倍”，不过这一切很快又成为新的负担：新一轮遗产争夺战开始了。

　　(4月3日离世)

　　雷桂英(1928-2007)

　　雷桂英是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南京慰安妇。1937年，年仅9岁的她在汤山遭日军施暴，13岁时被骗入日本人开办的慰安所，在那里经历了一年半的非人生活后，才得逃脱，却永远地失去了生育能力。2006年4月，一直对这段往事守口如瓶的老人在养子的劝说下，将遭遇公布出来，为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佐证。

　　2007年4月22日，老人突发脑淤血住进重症监护室，此后不断有南京市民前往捐款，4月25日下午老人走后不久，又有三位北方的网友赶来，他们拿出1000元钱交给雷桂英家人后，低着头说：“必须来看看，因为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和民众的热情相比，有关部门对慰安妇的援助没有能够制度化，“相关部门对雷桂英的存在过于麻木，如果老人在清贫的家境中能得到更多帮助，还可能活得更长久一些。”一位研究者表示。

　　(4月25日离世)

　　陈晓旭(1965-2007)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陈晓旭才暂时脱开媒体的注视——只有几位至亲在她身旁，“林妹妹”不治的消息，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被善意地守护了许久。

　　1985年，《红楼梦》剧组开始选演员，陈晓旭向鞍山话剧团请了三天病假，偷偷地跑到北京试镜，结果一待就是三年，把她和87版红楼都演成了经典。她只拍过两部戏，“起点太高，之后就没有再遇上什么合适的了”。此后，当“北漂”，短暂地出国，炒股，1991年投身广告业，加盟长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1996年创办北京世邦广告有限公司。在2007年2月遁入空门前，身患乳腺癌的她把财产分别留给了家人、佛教和慈善事业。

　　早在1999年，陈晓旭就开始潜心佛法，每天都要诵读《无量寿经》，两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自己心理年龄已经不止100岁，“我希望生活尽快过去，像流水一样，然后进入一种特别平静的状态”，然而这几乎不可能——她刚离去，就又有人借着话题炒作“中医害人说”了。

　　(5月13日离世)

　　侯耀文(1948-2007)

　　侯耀文1948年出生，1960年登台，艺龄近半个世纪。自小得父亲侯宝林真传，“我受的相声教育是最高等的教育了，因为我守着那么一个爹。我爹告诉我，你要成为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杂家，我是按照这个水准来规定我的行为的。”

　　6月23日，侯耀文突发心脏疾病去世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敢相信”，因为难以置信，北医三院的医生甚至为他做了6遍心电图。“我是听着他的相声长大的。”这句被重复了很多次的直接引语，应该是这位相声演员最好的口碑吧。

　　(6月23日离世)

　　杨德昌(1947-2007)

　　杨德昌只拍过八部半电影。2000年，他凭借第八部电影《一一》取得戛纳最佳导演奖，到达职业顶峰，两个月后即被诊出患结肠癌，此后几年，他尝试拍摄动画电影《追风》，却因资金问题难以为继。2005年，杨德昌赴美全力治病，彼时癌细胞已悄悄袭向骨头。

　　2007年6月30日，这位台湾新电影运动旗手病逝的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12月9日，第44届金马奖颁奖典礼，杨的好友、导演余为彦代他领取了“终身成就奖”，余上台后的一句“很抱歉，杨德昌导演今天有事不能来”，令现场很多为《色戒》而来的人眼泛泪光。

　　有人说，即便只有八部半，他仍然是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就好像只有七部半的塔可夫斯基一样。不同的是，塔氏是电影诗人，雕刻时光是他的兴致，而杨德昌是行走江湖、悬壶济世的医者，镜头便是他的那把手术刀。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把手术刀锋利到了极致，深深刺入了现代都市社会的胸腔。

　　(6月29日离世，洛杉矶时间)

　　英格玛•伯格曼(1918-2007)

　　“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他都可以说是从电影艺术发明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在1988年伯格曼70岁寿辰上，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曾这样评价他。

　　奥斯卡四冠王，柏林、戛纳和威尼斯三大电影节各有斩获，最严肃的导演之一，也是将哲学贯穿在电影里最明显的导演。他的风格影响了一代电影人，但他自己却说：“我不会常看自己的影片，那样我会变得神经敏感，感觉想哭。”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伯格曼这个名字是用来吓唬那些对电影浅尝辄止的文艺青年的。

　　他曾结过5次婚，儿女成群，但从1976年起就一个人居住在法罗岛上，他的晚年就像《第七封印》的经典镜头一样：一个人与死神静静地下着国际象棋。

　　(7月30日离世)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2007)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最好的作品也许是《放大》，也许是《云上的日子》，但他带给一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还是那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1972年，中国政府邀请立场左倾的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影片1974年上演后，中国政府认为安东尼奥尼蓄意“丑化中国形象”，并由此开展了长达一年的大批判，镜头中南京长江大桥下晾的裤衩、街头擤鼻涕的人都是他“丑化中国”的“罪证”。那一代中国人对他的印象一度定格。

　　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开幕。30多年后，《中国》重返中国。然而，因为身体原因，安东尼奥尼本人已经回不来了。

　　(7月31日离世)

　　鲁契亚诺•帕瓦罗蒂(1935-2007)

　　1935年10月12日，帕瓦罗蒂生于意大利的摩德纳，他的第一声啼哭，就让医生惊讶无比：从来没有听过音调这么高的啼哭！1963年也许是帕瓦罗蒂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他受前辈斯苔芳诺推荐，在伦敦皇家歌剧院为他暖场，不料斯苔芳诺临时身体不适，当时还只是小有名气的帕瓦罗蒂被推荐救场，结果一鸣惊人，从此被世界关注。

　　帕瓦罗蒂与多明戈、卡雷拉斯并称世界三大男高音，他让歌剧不再仅限于古典乐迷，而成为普罗大众都能欣赏的艺术。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意大利举办，“三高”首次携手，在罗马举办大型音乐会，演出通过电视转播传送至54个国家，吸引了10亿电视观众，引发强烈震动，并成就了史上最强的演唱组合和演出品牌。“三高”，也从古罗马浴场、巴黎埃菲尔铁塔，一路唱到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号称“高音C之王”的歌唱家并不识谱。他说，他是依靠耳朵和他自己的符号替代音符系统学习歌曲的。

　　(9月6日离世)

　　宋德福(1946-2007)

　　论者说，宋德福的讲话和文章总是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他从共青团开始自己的从政生涯，1988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1993年离开共青团系统时，他留下了一篇讲话，题目是“我走了，共青团”，“但愿今后的共青团不再像我工作期间，经历那么多艰难。”

　　2000年底，宋德福就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此时厦门远华集团特大走私案余波未了，宋德福坐镇东南，治乱兴邦。2004年岁末，宋德福因身患重疾离开福建，又发表了一篇“工作总结”——“福建，我尽力了”。此后两年余，宋与病魔搏斗，直至2007年9月13日。

　　(9月13日离世)

　　施士元(1908-2007)

　　1929年，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施士元考取了江苏省公费留法资格。在巴黎大学，他直接给镭研究所的创始人、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写信，希望列其门下。看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叶企孙的推荐信后，居里夫人免试接纳了这个中国学生，施也成为居里夫人仅有的两个中国弟子之一。1933年，25岁的施士元回国任教，并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

　　早在1945年广岛核爆之时，他就做了大量的原子弹科普工作。1957年，施士元受命在南京大学创建核物理专业。他先是核物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成为高能物理学家，晚年又成为一名油画艺术家。必须提及的是，他一生培养出了1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他本人却一直与这个称号无缘，曾有人问他是否感到遗憾，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9月28日离世)

　　陈蝶衣(1908-2007)

　　陈蝶衣是词人，亦是报人。用当下的话说，他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作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凤凰于飞》、《南屏晚钟》等就已传唱上海滩。从周璇，到邓丽君，再到蔡琴、张惠妹，都演唱过他的歌曲。2005年，大学生李宇春凭借一首翻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突出重围超女夺冠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陈蝶衣正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1952年之前，陈蝶衣的主业其实是办报，所办《明星日报》读者众多，只是新闻史不大记载。1952年，他离开内地，移居香港，有人曾这样评价他的“逃离”：与那些高呼自由然而一生徘徊、祈望王权重回仁道的中式文人相比，陈蝶衣这位被激进文人鄙视为鸳鸯蝴蝶派的纤弱才子，反而表现出了最决绝的追寻个人价值自由的勇气。作为父亲和丈夫，他当然有无数的亲情欠债，作为一个文人，比起无数陷入政治运动的长途跋涉、无所事事30多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在这片小小的避风港里，也算获得了自由。

　　(10月14日离世)

　　马洪(1920-2007)

　　学界曾有主张，将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第一代包括卓炯、顾准、孙冶方和薛暮桥；第二代有吴敬琏、马洪、刘国光和厉以宁等；第三代以樊纲、周其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为代表，而上个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马洪是第二代经济学家中最年长者，1984年，正是他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文字表述写入全会决议。1988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他又提出要“为市场经济正名”，并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委托组织学者撰写了普及性读物《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表达。

　　马洪晚年患病，近年来亦很少参加公众活动，这使他的名字并不为更多人所知晓，11月7日，在马洪的追悼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其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

　　(10月28日离世)

　　保罗•蒂贝茨(1915-2007)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17秒，保罗•蒂贝茨坐在3.1万英尺的高空，启动了自动控制装置。5分钟以后，广岛被夷为平地。当时他只是被告知，这会是一次技术难度很高、影响非常大的爆炸。

　　当然，即便后来他知道了这一举动的意义，他也并不后悔，确切地说，他已经厌恶了和平主义者的追问。然而他又不能让自己成为坚定的鹰派——就像向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查尔斯•斯文尼那样。1966年，美国军方拟让蒂贝茨出任驻印度武官，却遭到印方抵制，他们把他称作“世界上最可怕的杀人凶手”。美国军方没有重要的人物出面平息这场外交风波。蒂贝茨随即从空军退役。

　　他不懂政治，一生都被人在反战与挺战的阵营间推来搡去，他投下了人类第一枚原子弹，却也像棋子一样被人左投右掷。

　　(11月1日离世)

　　哈罗德•J•伯尔曼(1918-2007)

　　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对于中国的公众来说，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J.Berman)这个名字也许是颇为陌生的，但法律界的人，包括法学院里的莘莘学子，则深知其博大与光华。

　　伯尔曼是当代美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曾长年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他的《法律与革命》和《法律与宗教》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对这个国家的法学界影响重大。“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一语，可能是中国法学界引用率最高的话。

　　伯尔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个人信仰对其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看来，在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演进史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甚为密切，二者具有四个共通的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其中，宗教赋予了法律精神、方向及其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11月13日离世)

　　李丽云(1985-2007)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过一部名为《子宫日记》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告诉人们，其实在第16周，胎儿就有了主体意识，他可以睁开眼睛，兴致勃勃地玩耍母亲的脐带。孕晚期的胎儿在引产手术中，甚至还会不断地在子宫内躲避。

　　11月21日，李丽云被送往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时，大她12岁的丈夫肖志军坚持认为她只怀孕7个月，而院方则判断她将要临盆，无论如何，这都远远超过了16周，所以，她肚里的孩子，大约是能听到外面激烈的劝说、争吵乃至哭嚎吧。父亲最后没有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而病重的母亲已无力给子宫提供更多的氧气，下午5点10分，胎音消失了，两个小时以后，母亲也宣告不治。

　　如果不是“不签字”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恐怕这对母子的离去不会激起太多浪花，一如这片土地上那许许多多无钱治病选择放弃的乡亲。即便后来他们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李丽云也永远看不到了，医院南侧太平间里冰封着的，是她22岁的身体和落空的城市梦想。

　　(11月21日离世)

　　余虹(1957-2007)

　　2007年12月5日中午1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余虹教授从他居住的世纪城小区10楼坠下身亡。人们按各自的认知去解释他自杀的原因，理解余虹的人说，“这是向暧昧的世界无意义性边界发起的最后的冲击。”

　　1978年，余虹从咸宁师专开始他的学业之路，此后辗转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2002年进入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在国内较早开拓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也较早开始翻译解释海德格尔，是国内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

　　余虹9月13日更新的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

　　(12月5日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