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大鹏:解放东北的情报功臣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9日11:32 民主与法制时报

  王君

  邹大鹏是辽宁省辽阳县人,1926年入党,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社会部部长、长春特别市市长、中央社 会部秘书长、军委联络部部长、国务院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常委等职,是情报工作战线一位了不起的 、传奇性的英雄人物。

  1907年邹大鹏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在凤凰城省立二师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1925年,在北 平考入汉阳兵工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该校支部书记。因为参加了汉阳兵工厂大罢工,被学校开除,返回东北 。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青年部主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职。这个时期,邹大鹏和他的战友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四年顽强 不屈的战斗,在白山黑水间开辟了北满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发动了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建立发展了党团组织,打击 了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反动气焰,哺育了大批青年骨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1年邹大鹏因为不满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后,仍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先后参加了邓铁梅、 马占山抗日义勇军活动。1935年经南汉宸介绍重新入党,1936年调延安学习后任总政联络科长、晋绥调查局局长等职 。1944年10月中央社会部派邹大鹏自延安赴胶东任区党委联络部长,指定他的任务是发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挺进东北的情报先遣队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高峰会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制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致达 成共识:东北在苏军撤出后只能由国民党接管。根据这个协议,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不但不能对日军受降,也不能接 受苏方援助,连能否进入东北都成了很大的疑问。

  紧急关头,中央迅速命令正在胶东的邹大鹏组成“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邹任书记,吕其恩、于克、柳运光、程光 烈为委员,带领一百多名情报、城工干部和一支精干的武装部队,携带电台,于1945年8月26日跨海东征,立即从烟台 冲破美军海上重重封锁,强渡渤海,率先从辽东庄河县登陆,摧毁敌伪警察部队和伪政权,并与苏联红军建立了联系。站稳脚 跟后,经过深入调查,向中央发电,系统、详细地报告了解放庄河县一带的经过和了解到的东北的情况。当时苏军只占领大城 市和铁路沿线,其他广大地区仍由日伪掌握。汉奸、土匪猖獗,社会情况混乱,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解放。虽然雅尔塔 会议限定将来东北地区由蒋介石接管,但国民党鞭长莫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短期绝难到达,苏联红军在东北对我方的活动采 取默认的态度,并给予积极的帮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是我方乘虚而入、开发东北的大好良机。这些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反映到延安后,引起中央的特别重视。根据邹大鹏及其他各方面反映的东北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经过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制 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方针,对原先的部署进行了调整,决定抓紧千载难逢之机,以疾雷闪电之势挺进东北 ,要建立背靠苏联、连接蒙古的强大根据地。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派出 部队30万,干部两万多,包括中央委员20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分头进入东北。并令林彪转赴东北统一领导东北的军 事工作,成立了东北军区。在国民党主力到达之前,早已雄据东北,形成以逸待劳、请君入瓮之势,取得了完全的主动。

  邹大鹏及其“东北工作委员会”是我党首先突破雅尔塔会议在东北所划“禁区”的先遣队,他的电台也是最早进入东 北的电台,他反映的情况对中央这次重大战略决策的调整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参考作用,因而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赞 扬。

  

  长春、营口再试牛刀

  1945年9月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任第二部长,分管情报工作,先后充实了干部,健全了机构,逐 步发展了敌区情报组织,陆续取得重大成就。

  东北社会部成立不久,邹大鹏便派重要情报干部田琛秘密进入长春,在敌人统治下主持和部署情报工作。他选派白山 、田羽利用伪满军校时一些同学、师生关系打入驻防长春的敌军第四纵队。经过考察,又吸收了杨元甲、解德全、齐振等参加 工作,潜伏在敌军城防主力第二纵队的司令部参谋处。1946年初我军决定在蒋正规军尚未到达前解放长春。邹大鹏早就布 置了田琛抓紧搜集了不少敌军动向和城防情报,要他们按所掌握的资料绘制成《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敌防区划分、阵地布 置、防守重点、火力配备等,一一标记清楚。邹大鹏因解放长春事关重大,为万无一失,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敌区情报人员 的掩护下,亲自化装潜入长春,把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就地进行了解、核对,现场视察后,将情报安全带回哈尔滨,报送东北 局和军区领导。根据所提供的情报,4月14日东北解放军一举解放长春,全歼守敌两万多,缴获大量装备、武器弹药。这是 我军进入东北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对蒋军打击沉重,对我军民是极大的鼓舞。“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一次解放长 春战役能速战速决,取得辉煌的战绩,主要得益于事先取得准确而详细的情报。为配合战争,邹大鹏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 危,深入虎穴,冒险犯难,充分表现了一个情报工作者大无畏的气魄。这次情报工作受到表扬,邹大鹏被任命为长春特别市市 长。

  1947年10月,辽南形势很好,但战略要地营口尚未解放,我辽南军区部队曾强攻不下。东北社会部和大连社会 部经研究决定,对该市驻军主力、敌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进行策反,任务主要由辽南站情报站长石迪执行。第一次解放长春 后,石在俘虏中物色一名政治条件较好的少校参谋廉政,经邹大鹏谈话教育派回暂编58师,因与王家善有师生关系,被任命 为中校作战科长。廉政发展了几个关系,建立了情报小组,通过与王接触,施加影响,对促使王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王家 善因受国民党的歧视和钳制,早有不满情绪。经过反复做工作,王决定弃暗投明。1948年2月23日我方派辽南军区司令 吴瑞林和大连社会部副部长马次清、石迪与王部代表在大石桥进行了正式谈判,达成协议,于25日率部八千余人宣布起义, 营口和平解放,逮捕了52军少将副军长郑明新、营口市市长袁鸿奎、交警纵队队长李安及警察官员38人,协助我军消灭交 警纵队3000多人,对东北战局有相当的震动。

  

  惊心动魄的幕后 “大决战”

  1947年底,中国内战进入决战阶段,并从东北开始。

  大决战必须有情报工作的有力配合。邹大鹏在东北社会部所确定情报工作方针是:“长期内线,精干隐蔽,以内线为 取得情报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要目的。”因为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标,工作发展很快 。到1948年已经形成基本能控制东北全局的情报网,对蒋军在东北的几个兵团的情况和动向都很清楚,情报准确、迅速, 有时敌人的布置还没有下达,我方的对应措施已经布置下去,取得了战场上完全的主动权。

  锦州战役后,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沈阳的卫立煌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中央考虑沈阳是历史名城,工业基础好,下令必 须和平解放,以减少破坏。这项重大任务主要交给了东北社会部。邹大鹏预见到沈阳工作的重要性,早就把一个担任策反任务 的重要内线情报人员王凤起派到沈阳。王是辽宁人,黄埔军校毕业,少将军衔,有正义感,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他任行辕 高参。王的夫人富平是阎宝航和高崇民的好友,到东北后夫妇私下到哈尔滨探望高崇民,经高介绍给邹大鹏,邹亲自接待,谈 话教育,面授机宜。王接受任务回沈阳后,首先发展了黄埔同学秦祥征,帮助秦通过王的朋友关系担任了蒋军新建的沈阳守备 第二总队总队长,王担任了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牢牢掌握了这个师级建制的部队。王又争取了53师师长许庚扬。王了解到5 3军副军长赵国屏尚持犹豫观望态度,由邹大鹏派赵的世交、中学同学李述笥带着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去找他,劝他伺机 起义,赵也欣然同意。

  邹大鹏又通过高崇民争取了高的旧友、回到东北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军统局少将设计委员、东北铁路警察局局长王化 一,辽宁粮食管理局兼东北剿总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圣一,他们也很痛快地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王化一还通过朋友关系 争取了国民党116师师长刘德裕、130师师长王里寰、东北剿总军法处执行分监部中将主任赵毅。胡圣一争取了国民党新 编东北骑兵军军长王照琨。在沈阳解放前夕,王、胡成立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秘密召集同意与我方合作的主要将领邱 立亭、赵毅、王里寰、刘德裕、许赓扬、秦祥征、张如彬(301师师长)等开会,商定大家共同为和平解放沈阳而努力,并 讨论了活捉卫立煌等军事首脑的问题。准备在10月30日卫立煌召开军政首脑紧急会议时,由王凤起率部采取“武装逼宫” 的办法,迫令卫宣布守军全部起义。不料秦祥征大发“善心”,很快把扣卫的计划告诉了好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要他和大 家一同脱离蒋帮,立功受奖。没有想到董老奸巨猾,徉装高兴,满口答应,转身就去告诉了卫立煌。卫见大祸临头,和董仓皇 跑到机场,坐最后一架飞机溜之大吉。10月31日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了沈阳,王凤起、赵国屏、许庚扬等在邹大鹏的安排 下同进城解放军接上头,命所有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开赴指定地点待命。东北社会部在各方面配合下,终于胜利完成了党中 央交给的和平解放沈阳的重大任务。

  东北大决战的胜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的开端,大大加速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 部的情报工作对配合东北大决战、和平解放沈阳起了重大作用。刘亚楼对东北的情报工作一直备加赞扬。东北大决战取得胜利 后,连心高气傲的林彪也不得不带着钦佩的口气,特别致电给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对东北社会部及时、有效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披荆斩棘首开国外 情工之路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当时的形势,邹大鹏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国 外情报工作必须早做考虑。向中央社会部提出有关的建议,经同意后,1946年1月派吴诚去大连建立市委社会部(又名大 连情报局,后迁至天津,改为天津情报局),派冯铉去任部长,马次青、吴诚任副部长,继而又派去柳峰、侯洛等领导骨干, 并集中了一批精干的、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该部成立后,广泛物色了一批适合外 派的干部和外国人,进行秘密个别培训,并抓紧利用当时大量遣侨的机会,陆续派出。并经调查研究,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 绕过第三国,通过各种合法、非法的多种途径,打破了美蒋海上的严密封锁,开辟了多条海上和陆地交通线,打通了对国外情 报关系的交通联络,从而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有领导、有骨干、有深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有通信联络、很配套 、很完整的情报组织。由于邹大鹏的政治远见和得力的组织领导,在东北亚方面的国外工作开展得最早,也取得很好的情报效 果。周恩来在有关会议上,曾不只一次地肯定了他们走在了前面,要其他方向的工作也要向他们看齐。

  全国解放前夕,邹大鹏调到中央,协助李克农充分利用沿海和边沿地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各地情报机构,全面推动 了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

  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都获得过重要情报。 1951年,因为日、美反动派对日共进行整肃,日共领袖岗野进和德田球一的人身安全处于极危险之中。中共中央承担国际 主义神圣义务,决定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经秘密途径来华,加以保护。这时中央情报机关已改成了军委联络部,中央便将这一非 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由于日美的严密封锁、他们又是经常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的著名人物,使偷渡的难度 非常大。但事关重大,为万无一失,经邹大鹏与天津联络局领导马次青、吴诚等同志多次精心研究、周密布置,克服许多困难 ,迂回曲折,经过秘密交通线各个环节的巧妙掩护和对接,终于胜利完成了这项特别重大的任务。中央军委给具体经办此事的 主要领导马次青、吴诚两位局长记了大功,中央军委联络部又为负责具体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纯等9人记了大功,中央领导同 志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还分别写信祝贺、题词表扬。邹大鹏和地方领导专门召开庆功大会,给大家极大的鼓舞。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外情报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发展,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配合国际 斗争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在国内战争时期便高瞻远瞩、披荆斩棘,最早着手开展国外情报工作,有所突破,获得重大成绩 的领导同志是邹大鹏。但他有功不居,从来不自我表白。而且不断提醒有关同志,不要吃老本,要跟上形势继续发展,争取突 破制高点,攀登最高峰。

  

  大雪压青松

  邹大鹏清高自爱,刚强正直,不肯和不正派的作风同流合污,在王明“左倾”路线时被开除党籍,“文革”中又被康 生打成“大特务”。

  1931年邹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时期,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批评邹大鹏右倾,先撤职,后开除党籍。据在 东北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同志证明:“邹在东北地下工作时,对立三路线和后来清算立三路线的一些作 法有抵触情绪,但工作一直是积极努力的,勇敢坚决的。邹1931年清算立三路线斗争中被开除党籍,是王明‘左倾’路线 执行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王明左倾路线的作法,早已被认定是错误的。邹与党失掉关系后仍然积极为党工 作,先后参与邓铁梅和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努力从事抗日斗争,做了不少革命工作。纵观他的全部工作 、全部历史,应考虑恢复他的党籍,从1926年算起。”1945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在王明“左倾”路线时,“一切被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况撤消这种处分,得到昭雪 ,恢复党籍。”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邹大鹏在“文革”中又被康生和他的追随者打成“大特务”。康生1946年离开中央社会部,去了山东。1948 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1949年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

  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并非自愿,而且是很不甘心的。后来中央社会部几经变迁,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文革”期间 ,康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声势显赫,极力利用职权,插手部里的事务,一再流露要重新控制这个部的强烈欲望。“文 革”初期,部长孔原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后,其他副部长靠边站,周总理指定邹大鹏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康生认为必 须首先排除这个“障碍”,说他是“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高老庄”(指曾任司法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崇民,被诬陷 为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的领导人)的重要成员,一面开大会批斗,同时于1967年4月28日的深夜,康生亲自打电话给邹 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和“反革命叛党集团”关系,长达一个多钟头,逼得邹大鹏夫妻双双自杀身亡。

  邹大鹏夫妇的问题是由康生等制造的、是原中央调查部最悲惨的头号大冤案。在中央决定为“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同 志平反前,1975年8月还给他写了一个“结论”,由康生批准,保留了五条政治尾巴。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在政协大礼堂为被迫害致死的邹大鹏、吴溉之等五位老同志补开追悼会,由李先念主持, 胡耀邦致悼词,宣布给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别有用心的陷害者康生之流,终不免为千夫所指,声名扫地,而邹大鹏的不朽功勋和高尚品德终 将流芳史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作者为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

  责任编辑:李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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