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需求与智慧的政治

　　-秋风

　　秩序与稳定本身不是政治的终极目标，只有在它能容纳、推进自由、民主、法治、自由市场等好的制度的生长时，它 才会给民众带来自由、尊严与繁荣

　　美国《时代》杂志把普京评选为2007年年度人物，国内舆论对此见仁见智。有一种说法是，西方人固然可以批评 普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但对于过去十数年间饱经政体变局、亲历国家由盛而衰的“俄罗斯人民”而言，他们最清楚他 们需要的是什么。言外之意是，俄罗斯人民这些年来及现在最需要的是秩序和稳定，而普京给了俄罗斯人这些，这就足够了。

　　如此话语，至少是有欠反思的。什么是“人民”？人民仅仅是一个便于抽象思考的政治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可随便 应用于现实政治过程的法律概念。尤其在选举政治中，没有什么人民可言。你可以说俄罗斯多数“选民”选择了普京，这并不 等于俄罗斯“人民”选择了普京。那些没有投普京的票的选民，同样也是“人民”，而他们的投票行为表明，在他们看来，俄 罗斯人民需要的不是普京，而是别人。

　　退一步说，即便把多数选民的需要、选择当成人民的需要、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吗？多数选民作出 的选择就一定是好的选择吗？

　　在中国语境中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有点超前。但是，这样的评论却涉及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值得一辩。简单地说， 宪法的存在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宪政制度之建立，就隐含了对人民、对选民的某种不信任：选民有时候其实并不十分清楚 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有的时候，选民们基于某种临时的考虑而迫切需要的东西，很可能会对自己的未来构成严重威胁。

　　还是拿俄罗斯来作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俄罗斯确实充满了转轨的混乱，多数民众当然本能地希望社会恢 复秩序，他们可能需要一位强势人物。普京迎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但是，这个秩序真的就是 一种可持续的秩序吗？普京离开之后，这个秩序会怎样呢？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好的秩序吗？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秩序与稳定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秩序与稳定本身不可 能是政治的终极目标，只能是通往更高目标的一种迂回手段。具体地说，秩序与稳定要具备向自由、民主、法治、自由市场开 放的潜力，能够容纳、推进这些好的制度的生长，从而最终给民众带来自由、尊严与繁荣。如果所谓的秩序与稳定成为政治强 人的唯一目标，自由、民主、法治、自由市场在他的统治下无从顺畅生长，那这个强人一旦离开，他精心维系的秩序与稳定恐 怕也会陷入危机。

　　也就是说，政治人物与选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也应拉长视野，考虑政治共同体长远的和平、利益。问题是，选民或 政治强人未必总能做到这一点。宪法、宪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选民、政治人物知识、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问题。宪法确 定了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没有什么可权衡取舍的，统治者和选民必须近乎无条件地承认、接受和坚守，而不能基于权宜的 考虑、基于眼前的需要，做出长远来说可能危害更大的选择。

　　如果政治人物能够基于长远视野考虑问题，而不是贪恋自己的权位，那就可称为“明智”。民众能够基于长远视野考 虑，把宪政制度之确立和正常运转看得比强人下的稳定更有价值，那就可以说认识到了自己的正确利益。

　　这样两个群体积极互动，就可以无中生有，创造出宪政秩序来。政治人物之伟大与否，不在于他掌握权力的时间有多 长，也不在于为国民带来了多少财富，甚至也不在于他治理下的国家是否实现了稳定，而在于他是否运用自己的政治技巧、运 用他所能支配的力量，推动了宪政框架之形成与正常运转。稳定固然很重要，但政治人物如果经历不稳定却建立了宪政制度， 那反而更能证明政治人物之伟大。同样，如果忍受了某种暂时的困苦但收获了一个宪政秩序，那反而更能证明这个共同体人民 的政治智慧。政治人物迷恋自己用强力维系的秩序，民众安于强人控制下的暂时的稳定，终究是国民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