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等3省首次披露职务犯罪查处数据

　　本报讯 记者杜萌 彭于艳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广东、吉林、内蒙古三地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本报记者披露了三地五年来在查处、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一些具体数据。据悉，这些数据都是首次对外公开。

　　据介绍，广东省5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8197件9073人，其中100万元以上案件860件；吉林省5年来查处涉案金额百万元以上的大要案190件，其中，千万元以上的24件，亿元以上的两件；内蒙古自治区的职务犯罪案件起诉率则由45.9%上升到81.9%，有罪判决率从91.8%上升到99.4%，撤案率从9.84%下降到1.5%。

　　不少检察长对记者说，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职务犯罪还比较严重，而且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检察机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而艰巨。

　　探寻 五年反腐数据是如何取得的

　　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 杜萌 彭于艳

　　利用手中职权谋私腐败从来都为老百姓切齿痛恨；查处、惩办职务犯罪，司法机关从来都不遗余力。刚刚过去的2007年年末发生的一些大事，几乎都与此有关。

　　2007年12月28日，原山西省临汾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某涉嫌受贿、贪污一案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王某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霍州市市委书记、临汾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为获得提拔、调整职务、工作支持、免受行政处分以及安排子女就业、调整工作等所送钱款共69起，合计人民币236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法庭内，公诉人洪亮的声音在回响。

　　此前一周，2007年12月20日，原广州市花都区国土局局长谭某因违规批地被控滥用职权和受贿而出庭受审。

　　检察机关指控，2002年12月1日到2005年12月31日期间，花都区国土局违规转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共计202宗，面积共达6635.94亩。经评估，造成土地地价款损失共约3.4亿元……

　　同一天，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原局长郭兴邦涉嫌滥用职权案，法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判处郭兴邦有期徒刑3年。

　　“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时有发生，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一些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上下联手、内外勾结和跨地区犯罪增多”；“犯罪的智能化和隐蔽性增强，防范、发现和查处职务犯罪的难度加大”……

　　这些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关的话题，在2007年12月25日至27日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是与会检察长们话不离口，会上讲、会下议的热点话题。

　　广东、吉林、内蒙古等地的检察长，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首次用详实的数字，向记者介绍了当地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新问题。

　　广东

　　持续展开速决战阵地战持久战查处百万元以上大案860件

　　“我们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提出这样的思路：个案打速决战，类案打阵地战，反腐败打持久战。”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学军对记者说。

　　张学军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结合办案，加强对职务犯罪典型案件发案原因，特别是犯罪易发、多发行业和领域的犯罪态势进行缜密分析，积极开展个案预防、系统预防和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同步预防，成效是显著的。

　　张学军所说的“成效”全部是用硬邦邦的数据来说明的。

　　“广东省5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8197件9073人，其中大案6523件，100万元以上案件860件，县处级干部699人，厅级干部75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1亿多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92人；协助内地检察机关出境调查、代查案件240件。发出检察建议1995件，进行预防警示教育4817场，986319人受到教育。”张学军告诉记者，贾春旺检察长2003年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提出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新时期检察工作主题，“5年来我们紧密结合广东检察工作实际，深入实践这一主题，扎实推进了广东检察工作的创新发展”。

　　吉林

　　打击职务犯罪力度加大5年查办24件千万元大案

　　“这几年，我们院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查处的大要案可真是不少。”吉林省人民检察长索维东掰着手指头给记者数着，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原总裁刘金宝、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国务院经贸办劳服公司原经营负责人李永义、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等，“这些案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索维东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原总裁刘金宝受审时的情景。刘金宝曾是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他曾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多起金融部门高层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案件。谁也没有想到，他会以被告人的身份走进法庭，接受检察官对他的涉罪指控。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金宝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与他人共同贪污公共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448万余元，个人所得折合人民币772万余元；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143万余元；另有折合人民币1478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金宝“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金宝不服提出上诉后，经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索维东回首自己在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之际走进吉林省检察院工作以来的历程，感慨地对记者说：“30年的检察工作经历，我目睹了全国检察工作特别是吉林检察工作的发展变化。尤其近5年，是我国检察事业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5年。”

　　据索维东介绍，5年来，吉林省检察院坚持“突出重点，保证质量，惩防并举”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大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立案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百万元以上的190件，千万元以上的24件，亿元以上的两件；查处涉案人员627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86人，厅局级干部32人，有力推进了廉政勤政建设。

　　内蒙古

　　采取多项措施提高办案质量起诉率由45.9%上升到81.9%

　　“查办职务犯罪是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中监督力度最大、牵引力最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工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邢宝玉这样感慨。

　　原内蒙古国税局局长肖占武，曾经“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工作能力，完成了从镇党委书记到副盟长的跳跃式提拔”，最终却没有抵制住金钱的诱惑，站在法庭上沮丧地听着公诉人对其犯罪事实的一一指控。这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历的厅局级领导，因受贿464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女儿、女婿等6名涉案人员也被判处2至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肖占武站在法庭上，声音颤抖着说出了自己的忏悔，并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

　　邢宝玉坦率地告诉记者，多年前内蒙古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曾经一度陷入被动，转机正是2003年成功查办了有“内蒙第一贪”之称的肖占武一案后出现的，至今逐步形成了“保持规模、突出重点、注重质量、提高效率、彰显效果、保证安全”的办案工作方针。

　　继肖占武案后，自治区检察院又成功查办了某集团原董事长及部分高管人员挪用公款案、自治区公安交警系统多名高级警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等一批在自治区有影响的大案要案，提高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威信。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5年来，全自治区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稳步发展，大要案比例由2002年的23.3%上升至2006年的38.6%。办案质量大幅提高，从2002年到2007年11月底，职务犯罪案件起诉率由45.9%上升到81.9%，有罪判决率从91.8%上升到99.4%，撤案率从9.84%下降到1.5%。

　　山西

　　集中查办煤焦领域的职务犯罪汲取教训从源头杜绝类似事件

　　山西洪洞2007年“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及时督办，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三级检察院的检察官迅速赶赴现场，严查爆炸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据悉，目前，共有11名责任人被临汾市、洪洞县检察院立案侦查。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柯汉民对记者说，山西省检察院从山西作为煤炭大省的省情出发，着眼于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犯罪，集中力量依法查办发生在煤焦领域的职务犯罪，突出查办官煤勾结、权钱交易，特别是为违法非法开采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以及因失职渎职导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职务犯罪。

　　柯汉民表示，全省检察机关从“黑砖窑”事件和重大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汲取教训，深入查找法律监督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拓宽监督渠道，增强监督实效，加强预防性对策研究，努力从源头上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四川

　　严格区分四个界限力求做到两个统一

　　“四川作为地处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更具有现实紧迫性。为此，我们将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邓川告诉记者，四川省检察院针对四川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应严格区分的4个界限：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界限、改革探索出现的失误与违法犯罪的界限、经济活动中的不正之风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利用国家政策谋求发展出现的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的界限以及工作失误、违规经营与违法犯罪的界限。

　　“区分好这些界限是为了能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依法办案与服务发展相统一。”邓川说。

　　编后

　　透过数字看本质。

　　其一，仅广东一个省，5年反腐就取得了挽回21亿元经济损失的成果，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平均一年4亿多元，相当于西部地区两三个县的年财政收入。如果全国各地的数据加起来，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惊人数字。我们在为反腐取得重大成绩而感到振奋的同时，更感到加大反腐力度是何等的必要。

　　其二，从一些省市检察院近几年频繁查处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的大要案可以看出，侦查“一体化”理论使检察机关在反贪理念、模式、机制方面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说明，侦查“一体化”机制不仅适用于查办省部级官员犯罪案件，而且已经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主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