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第二代问题透视：底层化意识加剧

　　-观察记者 夏 燕

　　当农民工对尊重与认可说“要”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二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赫然出现在身边：他们与乡村渐行渐远，在城市中无根漂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正日益加剧他们的“底层化意识”—不论他们是第几代。

　　三个农民工“第二代”的故事

　　广东：20岁的阿昊—“当时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了理智。”

　　阿昊来自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8月7日晚，激愤之下的他砍伤了自己打工的工厂—潮州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当时跟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阿昊说。

　　近四个月来，阿昊一直在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过年可以休息外，整年只能休息五、六天。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对此，他有点内疚，“过年我都没钱给家里买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很窝囊。”

　　7岁时，阿昊的父亲外出打工。读三年级时，阿昊的母亲也随父亲来到广东，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昊的肩膀上。每天放学后，阿昊不仅要帮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水稻收割时还要亲自下田收割稻谷。但由于阿昊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2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昊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他接到了广东。

　　起初，在一家橡胶厂上班的父亲将阿昊介绍进了厂里上班。每天上10个小时班，工资每月500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昊告诉父母，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昊进入了另一家橡胶厂，工作时间一样，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在新厂工作近一年，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同事发现，阿昊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一段时间后，父母得知阿昊去找在当地做混混的老乡，当即劝导他和那些人“划清界限”。责骂终于让阿昊清醒了过来。

　　“他们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在外面做不正当的事情为生。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阿昊看来，他们的生活过得“就跟流浪汉一样”。阿昊记得，到这家织袋厂工作以后，那一批人曾多次来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厂里管得太严了，根本没有办法”，但出于义气，他仍然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请几个人吃了一顿，每个人都吃得狼吞虎咽。

　　事实上，尽管竭力保持距离，阿昊始终无法摆脱与这些不良老乡的交往。去年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干那些事”的场面。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己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昊在找工作、困难时，除了老乡，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一开始，老乡教他抽烟，呛得他半晌说不出话，现在心情不好时，已是烟不离手。跟着老乡泡了几次网吧，阿昊又迷上了网络，“我知道很花钱，但那里太吸引人了”。

　　而他后来伤人的刀，也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干事”的时候用的。这一天，因为喝同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3200多元，可工厂只发给他2000元。8月7日晚上，阿昊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操起宿舍里的刀，砍在了主管的身上。

　　伤人后，阿昊选择了自首，在被送进羁押室前，他的双腿一直在发抖。

　　“你那么恨他吗？”“不是，他虽然经常骂我们，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是很凶的人吗？”“不是，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从来不怎么生气的。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理智了。”

　　“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都在外面。”

　　“你觉得穷真的让人难以忍受吗？”“也不是很难。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那是什么？”“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看到城里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高楼，我们在下面看，看得脖子都酸了，都看不到人家。”

　　“你喜欢城市吗？”“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离它太远了。

　　杭州：22岁的叶露—“能赚更多的钱。过舒服的生活，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叶露来自四川德阳。22岁的她年轻稚气，紧紧扎在脑后的马尾走路时不停地晃动，两只手随意地插在衣兜里，一如杭州街头的普通女孩。但让记者好奇的是，名叫叶露的她有被老乡叫做“露露”的，也有叫做“晓娟”的。

　　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的叶晓娟随着一帮姐妹外出打工。起初，在一家工厂做装配。不到半年，她觉得工厂的工资太低，又在郊区，“跟本就不算进到了城里”。于是，经人介绍，叶晓娟在杭州一家火锅店做起了服务生，虽然每天很辛苦，但她终于觉得自己“像个城里人了”。慢慢地，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气，想了好几天，索性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叶露。

　　变成叶露以后，她又做了一件让老乡们掉眼珠的事情：花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三星翻盖手机，还配上了五颜六色的手机链。那年年底要回家之前，又去烫了个爆炸头，还染成了红色。老乡都说，跟着叶露过马路绝对没错—司机一看：红灯停，赶紧慢一慢……后来也不知是便宜的染发剂褪色太快，还是其他原因，叶露又扎回了马尾。但第二年过年，她却没有回家。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回家越来越没意思了。大冬天冷得要命，地上到处都是稀泥。我妈还让我下地摘白菜，结果我专门买来过年的一双靴子，硬是被泡变形了；电视信号不清楚，还经常停电；除了打麻将吃瓜子，连个逛的地方都没有；我说要跳槽，他们说我不安分，迟早吃大亏……”

　　言谈中，她还爆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我妈非要我介绍村里的一个对象，我一听就烦。有本事的人都出来了，谁还留在家里呢？”现在，叶露的第三任男朋友是从安徽来的一个小青年，在杭州延安路的一家手机卖场做推销，据说看得她“很紧”。“他不喜欢我现在美容店的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没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些地方不干净，这种事情我自己有分寸，以后我还打算开一个美容店，做老板。”

　　叶露转过的地方很多。“杭州那些好玩的地方差不多已经玩遍了，我倒更愿意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去龙翔买点衣服什么的。”其实叶露的朋友也不多，她交往的人不外乎：男朋友、同乡、美容店里的同事、网友。 同乡中，叶露联系上的有四、五个，有的当服务员，有的跟亲戚卖服装，有的呆不下去去了别的地方。“今年就已经走了一个。”

　　“我想和当地人打交道，对自己的日后会有帮助。”叶露说。谈及对杭州的最初印象，“杭州很漂亮，很干净，但杭州人有钱，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这样的印象以后不断得到印证：“坐公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事儿，要是碰到本地人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我觉得有能力就在好的地方生活，我想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叶露说，“家乡是不想回去的了。”

　　“这里比家乡好吗？”“当然啦。各方面条件都不能比，但老家的人比较好，大家都熟嘛。”

　　“以后打算留在这里？”“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留下来了。但这个很难，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文化程度又不高。不过如果运气好能赚到大钱的话，再买个房子……不过这里的房子太贵，听说很多当地人都买不起……”

　　上海：11岁的蕾蕾—“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丰庄西路一家卖菜的小店里，青菜、萝卜、大米杂乱地摆放着，一位中年男人正忙着帮人切猪肉。蕾蕾在小店后面的房间里做着功课，合上作业本的时候，她把比卡丘的闹钟拨到了5点45分，放在用报纸、广告页糊了好几层的“书桌”上。“爸爸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他们不想吵醒我。我醒了也会装着睡。”11岁的蕾蕾个头不大，却令人心疼地懂事。

　　蕾蕾的老家在湖北黄石，出生第三年，她就随打工的父母进入上海，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蕾蕾现在的家在上海首批旧城改造动迁人口导入地区—嘉定区真新街道城乡接合部一间大片逼仄的平房里。她的父母在这里租了两间屋子，前面是卖菜的铺子，后面自己住。从小，蕾蕾坐着三轮车跟父母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和玩伴们在市场里长大。

　　去年，蕾蕾被迫离开了曾经就读的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学校被勒令拆掉了。同时，上海取消了外籍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借读费。由此，她进了区里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可是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蕾蕾每天6点不到就得起床，一个人坐公车，花费近一个小时到学校，为此她上课常常打瞌睡，精神很难集中。转到新学校后，蕾蕾参加了平生第一次春游，看到了电视里才能看到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对此她很兴奋。

　　两个月后，蕾蕾参加了第一次大考，语文95分，是班里的第一名。她很开心，觉得这样同学们就不会小看她了。但同学们好像还是不愿意和她一块玩。下课后几个女生跳皮筋，从不让蕾蕾参加，蕾蕾要么一个人去玩单杠，要么识趣地留在教室里写作业。 在学校里，对于父母是做什么的，蕾蕾一直小心地掩饰着。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还是知道了。

　　有一天，作为小组长的蕾蕾照例开始收同学的作业本，组里一个男生因为功课没做好，迟迟不肯把作业本拿出来。蕾蕾问他为什么不交，男生反骂道：“臭民工你管得着吗？”“臭民工怎么啦？”伤了自尊的蕾蕾当即一脚踢到了对方桌角。对方也毫不示弱地站起来狠狠推了她一把，两个人差点扭打起来。平时有心事，在学校里受了委屈，蕾蕾都不愿意告诉父母，那天回家却忍不住哭了。

　　尽管新学校条件比原先好得多，蕾蕾还是很想念原来的学校。家里附近有一所很有名的民工子弟学校—嘉定行知学校，去年爸爸就有意让她转到这里，但当时人早就已经招满了。“爸爸说，明年再看看能不能让我去那儿上学。”蕾蕾眨巴着眼睛说。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辛苦，爸爸的手总是很脏、还脱皮。我希望他们也有单位。以后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呢？” “我想读大学，在写字楼里上班。”

　　“你觉得自己是城市人吗？”“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