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邓子基的两件礼物

　　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厦门

　　2007年12月8日下午，厦门市湖滨南路的中山医院干部病房19楼26号房间里，一位被誉为中国“财政学泰斗”和“一代宗师”、现为厦门大学知名教授、博导的老人坐在记者的对面，当他讲述起自己人生的一些细节时，眼神中流露出满足，“我不是大师，是老师；不是泰斗，是老兵。”

　　一定的年龄之后，一些事情就无法抗拒地发生，年轻时的优势则明显消失。不过，像兵团一样埋伏的皱纹，并没有征服它应有的领地，今年85岁的邓子基，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而流畅，金边眼镜的后面，是两道浓密的白色眉毛，明亮的眼睛伴随敏捷的思维。这回住院疗养，也是例行的血压检查。“我是8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40岁的心态，我是年轻的老者”，对于自己的状态，老人就像看待自己一生的成就一样，豁达、乐观和自信。因此，拂去几十年的岁月，把他想象成一个个子高挑，脑子聪颖，善于逆中求进并极富钻研精神的有为青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沙县，年幼时父母双亡。在他的记忆里，尽管孤儿的生活充满了艰辛，然而，就像任何人的孩提时代都有一段时光，大门敞开着，可以让未来走进。那时，求学之路就是邓子基唯一的憧憬。“为了生存，我砍过柴，当过学徒，卖过油条，一个月积累2元钱，终于去南平上了初中。”天道酬勤，人品及成绩优异的邓子基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1950年7月，他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首批研究生。从此，几十年来他致力于教学与科研，他的一生，见证着中国财政学发展的历史。

　　托起100个博士

　　硕士毕业之后，邓子基留校任教，一晃60年过去。他有数万名弟子活跃在中国的财政金融界和财政学界。他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栽培了一大批为国家管钱或者研究如何管钱的专业人才。

　　“我培养博士的数量之多，在全世界的教授中也是少有的，有家媒体用我做了封面，说我托起100个博士，让世界惊诧。劝我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清静通透的病房里，老人的话语充满自豪。

　　“用财政学的眼光来看，‘教书、育人’是投入，‘出人才、出成果’是产出，产出要大于投入才有意义啊。看看我60年的从教生涯，我真的很欣慰，产出大于投入。数量上，我教过的学生很多，除了本科生之外，带出300多名硕士、100多名博士；质量上，我的学生无论从政、从学、从商，都是重要的骨干，都是国家的栋梁。”

　　阳光透过窗户的玻璃，洒在地上和床上。灰色的毛背心套着乳白色的衬衫，邓子基坐在房间中央一个宽大的黑色沙发上，背微微地向后靠着，双腿自然地交叉架起，老年人发福的身体占据了沙发的大部分。“我喜欢弥勒佛，他的心地好，笑口常开，大肚能容。”老人笑语。

　　有了这般心态，当邓子基谈起他的一大批杰出的专家或高官弟子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炫耀之意，却有无限的爱惜之情。“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才，为国所用，效力国家，我为他们高兴，也常常分享他们的成功和快乐。”

　　那些受教于这位老人，并最终成为各自领域的栋梁者，包括：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福建省原副省长、现为省政协副主席潘心城，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秘书长、现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亚衍，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李礼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助理王永利，教育部职教司司长黄尧，国家国有资产监管会研究所党委书记李保民，兴业银行总行行长李仁杰，经济学家、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法学家、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詹向阳，财政学家、山东大学副校长樊丽明，经济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许经勇，财政学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馨，青年税收学家、闽江学院院长杨斌，财政部国库司原司长、现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张通，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福建省财政厅厅长马潞生，福建省国税局局长张金水，福建省地税局局长李国瑛，福建省物价局原局长、现任福建省宁德市市长陈荣凯，中共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李峰，海通证券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开国，中国银联公司总裁万建华，香港中国光大控股公司行政总裁周立群等等。

　　教育培养的是公共产品，而邓子基培植的又是高质量的产品。60年从未离开自己心爱三尺讲台的邓子基，如何栽培一批又一批的栋梁？“想要教好书，讲究的是师德师风和治学的态度，其次，你要真心地关爱学生，把他们当自家子女。”老人对师道的感悟，显得朴素而深邃。

　　邓子基的治学作风为学生们做出表率。面对问题，他总有自己的一套分析方法，“我教导学生不迷信权威，不跟风看气候。判断是非对错，只看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真理，从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子基受省里委托搞一次物价大调研，他带领一批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完成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他用大量事实数据和鲜明的观点提出物价改革的具体意见。当时的经济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讲商品经济都躲躲闪闪，还要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时，邓子基就在这份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这在计划第一，物价第二，没人敢碰禁区的年代，亮明这样的观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看后，甚是高兴，即在报告上批示：“好，敢于摸老虎屁股。”

　　邓子基对于学生的关爱，他20年前培养的博士生、现为国家审计署副署长的董大胜一生铭记于心。

　　2007年6月23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邓子基从教60年的庆祝会上，坐在嘉宾席上讲话的董大胜几次向恩师鞠躬。至今，他仍珍藏着邓老23年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那是1984年，我想报考邓教授的博士生，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可以报考他的博士生，没想到，邓教授亲自给我回信，还请学校招生办的同志给我寄来了报考材料。”回忆起自己读博的3年时光，他动情地说：“我还记得我们的专业课就是在厦大凌峰楼邓教授的家里上的，时值中午，师母就会给我们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一边研究比较财政学，一边享用午餐，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距今愈久印象愈深。”

　　在董大胜想来，邓子基对学生的培养是终生的。“毕业至今，我工作的每个阶段都得到了他的指导，我常常庆幸自己能成为他的学生，并深感自豪！这样好的导师，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是我的福气啊！”

　　就在董大胜对眼前的恩师感恩不尽的同时，邓子基的心里同样在感谢他的恩师王亚南。

　　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任命马寅初和王亚南为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校长，时称 “北马南王”。 王亚南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之一。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王亚南的研究生班之后，就深受王先生的喜爱。而王亚南待徒如子的大家风范，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邓子基。

　　“他的言行让我受益匪浅，享用终生。他永远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坐标,那时，他时时提醒我,只有对学生付出全部无私的爱,才有资格坚守教师的岗位。从教60年，我始终恪守了他留给我的十字宗旨: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

　　邓子基把自己一生教学的成果及为国家培养的杰出人才，统统归功于王亚南的教诲。

　　现在，步入耄耋之年的邓子基每年照样招收博士生。“本想不招了，可不行啊，我不招生了，就有很多猜测，要不是我退休了，要不是我住院了，因我经常开刀嘛，要不就是我去见马克思了。所以，不招还不行呢，再说学校也不同意我不招，但也不能多招，一年招两个。到今年，我带的博士生总计102个，明年就104了。”

　　语气中含着几分喜悦，老人对于自己终生喜爱的培栽人才的工作，永远乐此不疲。

　　“国家分配论”，贯穿中国财政史

　　55年前，年轻的邓子基被王亚南“钦定”留校。他在厦门大学担任讲师25年，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被提为副教授。“我的学术生命是60岁开始的，1978年到今天还不到30年呢。”说到这些，老人确有几分感慨。

　　但事实上，邓子基引发中国财政学界关注的节点，是在他当讲师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1962年，他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报上连续发表三篇影响非凡的论文：《略论财政本质》《试论财政学对象》《试论财政职能》，在国内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理论主张。那时，他成为中国高校少有的“著名讲师”。

　　从此开始，他的理论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填补了国内财政学科的诸多“空白”，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被中央、省、市政府采用，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60年来，他出版的专著、译著和教材56本、发表主要论文370多篇，著述千余万字。《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曾对他这样评价：“他为我国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体系和构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作为老人一生成就的“国家分配论”，其确立和发展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历经三次“交锋”。

　　“这个理论的提出并在学界逐渐升温，出现于当时中国财政学界奉行苏联理论的历史背景，当时，苏联的做法已经适应不了中国的国情。”

　　时光随老人的叙述慢慢倒回国家刚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全国财政收入匮乏，只能靠印钞票维持财政支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到了1953年,国家开始“一五”计划建设，那真是一个物质奇缺的年代，国家对农业、工业、轻工业各行业实行统购统销，高强度集中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国家的这种财政制度，正在寻找理论的支撑。而邓子基的三篇论文，正好呼应了当时的现实需求，明确指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学界为之震动。

　　然而，震撼之余，争议不断。“我提出的观点，有人不同意，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

　　就在这个时候，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于1964年在大连召开，初出茅庐的邓子基还当了华东组组长，“国家分配论”成为会议探讨的主题，争辩的结果，多数人站在邓子基的一边，这就奠定了他的理论主张在中国财政学界的主流派地位。

　　理论来源实践，而后指导实践。上世纪60年代，“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当时，国家财政管理就像一个事无巨细的大管家，大到每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小到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生活用品的份额，都是由国家来统一计划安排。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都见过用过各式各样的票证，当时几乎买任何一件生活用品都得凭票证定量购买，票证的权威甚至超过了人民币，有人戏称那段特殊的岁月为“票证年代”，排队凭票购物成为中国城乡最为常见的景观，此时，“国家分配论”发挥到极致。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的理论，第二回合的交锋出现了。”老人承认，那时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随当时中国国策的转变，给企业和地方松绑、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流，高度集中的财政制度显然适应不了这股潮流，财政学界出现一片质疑“国家分配论”的声音。当时的厦大已经是“国家分配论”的主要阵地, 1980年8月，全国各地老中青三代财政学者80余人齐聚厦大，他们是来参加中国“文革”之后的首次财政理论研讨会的。

　　在厦大招待所三楼的会议室里，中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激烈地质疑“国家分配论”，并提出“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价值分配论”、“再生产前提论”等观点。“他们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意志论，经济困难，造成灾害，理论根源就在这方面。他们指责我，要我把‘国家’两字扒掉，但我就是坚持‘国家’，坚持正确的国家分配论。”

　　虽然遭受“炮轰”，但邓子基并无大师的权势。“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同观点的研究分析和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可以丰富和完善我的理论啊。”　

　　老人还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主张来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态。“吸收别人积极的、先进的东西，用来发展自己，巩固自己，壮大自己。”他随后叫他的3名研究生(其中之一就是现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对提出不同观点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录音专访，对于不同的提法进行系统研究。之后，他博采众长，将各学说的优势融入自己的观点，写一长文，为“国家分配论”答疑，指出“财政统得死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

　　沉浸于当时的情景，老人的语速变得更加平和。“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方有财政。但在具体的时候，政策是激进财政政策，还是稳健财政政策，是紧缩开支，还是大量的投放，就要看现实的需要，制定的制度和政策要以客观规律为根据。这样的政策，就是无往不胜的。”

　　研讨会上质疑，反而加固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派地位。一直到1998年公共财政论来了，“交火”第三次发生。

　　1994年，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要求国家更多地退出对生产领域以及国有企业的控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分配论”又一次受到冲击。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邓子基，此时感到空前的孤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财政学界多了一种名为“公共财政论”的声音，这是一些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概念。相对于中国的财政管理而言，西方奉行的公共财政职能较单纯，它们强调关注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而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正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相契合的。一时间公共财政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家分配论”遭遇冷落。

　　“公共财政论刚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和我论战。对这些观点，我概括三个：第一就是过时论，你是计划经济理论，我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就过时了。第二是怀疑论，就是你的理论还能不能指导实践，管用不管用，怀疑啊。第三就是罪过论，这点是我自己加的，他们没说我罪过，但也有这个意思，你这个国家分配论，太强调国家，不讲市场，那就有罪了吧？”

　　说起这些，邓子基表情坦然。应该说，他是中国最早引入“公共财政论”的学者，早在1980年，他就开始翻译《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这是最早介绍西方财政思想的著作，只不过这本著作中并没有强调公共财政论这个概念。那么，“国家分配论”是否正如他人批判的那样已经过时了？坚持了几十年的理论主张，它的出路在哪里？1997年邓子基在《财政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他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代替和否定“国家分配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坚持+借鉴=整合+发展”。

　　2001年，在无锡召开的全国第十五次财政理论研讨会上，邓子基在他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这个新观点，台下鼓掌热烈。会后，还以“内参”的形式专报中央办公厅。

　　对于邓老一生的学术追求，他的一位博士生、现为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李礼辉如此评价自己所敬仰的导师，“邓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财政学的理论。” 而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则尊称邓老是“吾辈楷模”，并说：“如果要把邓老和其他学者作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就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邓老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他与时俱进，能根据现实出现的问题，根据中国经济改革所提出的需要把自己传统的观点融入新的见解之中。”

　　“几十年来，我对我的理论观点，总在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现在，我研究的财政体系，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包括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在内的国家财政的体系，这是我的努力目标。”

　　“我的研究，为国家负责。”老人语气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