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马尔：我在中国播新闻(图)

    央视《新闻会客厅》2008年1月8日播出“埃德温•马尔：我在中国播新闻”，以下为节目内容。

　　他曾经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工作了20年 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

　　2004年，他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位外籍的新闻播音员；

　　前不久，他荣获了由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友谊奖。这一奖项是在华外籍专家的最高荣誉；

　　他的名字叫埃德温·马尔。他坦言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四年，他对中国有着怎样的认识？在他眼中，中西方的新闻有着怎样的不同？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出现了第一位外籍新闻播音员，他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有着20年主持经验的埃德温•马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从事着新闻的工作，埃德温•马尔有着怎样的经历呢？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就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埃德温·马尔先生，还有他的同事杨锐先生，欢迎你们两位。其实从大的范围来讲，其实我们是同事，同事在一起聊天感觉也不错。

　　杨 锐：有很多共同语言是吧？

　　李小萌：埃德温先生，首先要给您一个迟到的祝贺，因为我知道您获得了中国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给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非常高荣誉，这对您来讲是个意外之喜吗？

　　埃德温：是的，确实是一个惊喜，我不知道我会获得这个奖项，当我知道我获得这个奖项之后，我很兴奋，我给我的家人打了电话，给我的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简直不能相信，因为我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是中央政府给外国来华专家的最高荣誉。

　　李小萌：您自己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会把这个奖颁给您？

　　埃德温：那个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我被选上了得这个奖呢？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友谊奖，是的，我从中国的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友谊，我也希望我能够把这个友谊传达给中国的朋友，我想友谊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它应该是两个人之间的，而并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所以我认为个奖项不仅是为了我，而是为了那些我在中国的朋友，给了他们，包括工作和非工作的朋友。

　　李小萌：杨锐当时知道埃德温先生得到了这样一个奖吗？

　　杨锐：第一时间知道的，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我今天为什么赶到这儿，其中一个原因，一定要为他助阵，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人非常朴素，非常善良，非常诚实，很少说来东道主国家，带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来就是说，你既然有一个英语频道，那么播音员的发音应当比较专业，比较地道，这样观众听起来会比较舒服，虽然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但是澳大利亚人我觉得跟其他西方国家的新闻同行来讲，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是那么苛刻，他们非常友好，非常善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在技术环节上对于央视英语频道的帮助功不可没。其实他刚来的时候，他就开办了一个培训班培训大家，不论是画外配音还是出现在屏幕上那些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发音。

　　李小萌：您开了一个培训班给九套的播音员，是您自己用业余时间这样做的吗？

　　埃德温：是的，确实是我在业余时间做的，通常我不会做这个培训，因为我是做主持的，培训只是在业余时间做。我认为这样做不仅对于中国的新闻记者有帮助，能够改善他们的发音、阅读，而且这是一对一的，每个人都有八小时，对我来说能够了解他们。

　　杨锐：我能插一句吗，我觉得埃德温•马尔一对一地培训也是他为什么建立起在九套如此良好人气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李小萌：这样可以交下很多朋友。

　　杨锐：对，他属于用英语来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交往，也是西方人很注重的，澳大利亚人把它发挥到极致，这点是他为什么荣获了一次自己的频道春晚上频道先生的美誉，这让我非常嫉妒。

　　李小萌：频道先生，你还没有得到过吧？

　　杨锐：没有，给了他，但是我觉得当之无愧，就像友谊奖一样。

　　李小萌：前面杨锐说他认为澳大利亚人通常是非常友善、善良、纯朴，而且不带任何偏见，您认为您是这样吗？

　　埃德温：我想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来中国吧，你刚才讲到偏见的问题，许多来自于其它国家的人确实对中国有一些固定的想法，我妻子的母亲她是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办了一个活动，要到中国，她问我是不是要和她一块来，当时我觉得我不想来，因为我觉得中国并不是我想去访问的一个国家，我对她说我不想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并没有任何想法，我并没有想法到中国来，当我妻子的母亲要求我来的时候我拒绝了，所以我来到中国是一个意外，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工作了二十年，我的妻子生病了，然后我就退休了，去照顾她，她去世之后，我就坐在家里，有一天我就听我的短波收音机，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英文广播，宣布CRI国际广播电台要招聘，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学如何用电脑发E—mail，我就发了一个E—mail给CRI国际广播电台，我在邮件当中写，我做了很多年的新闻，其中我的专长就是能够对于专业人员进行培训，我是否能够帮你做一些工作呢？实际上我是有点开玩笑，并不是很认真。

　　李小萌：那为什么几年以前您对中国没有兴趣，连旅行都不打算经过，而这个时候却发出了这样一个应聘的E—mail？

　　埃德温：我只是没有一些固定的想法，CRI回复了我的E—mail，他问我什么时候我能够到中国来工作，他愿意雇佣我，我就想我到底该做什么呢？我就给我大儿子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工作，要求我到中国工作，而且有住宿上的费用，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的风险太大了，我不应该去，但是我的大儿子说，你疯了，考虑考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该考虑考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我去吧。

　　杨锐：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人性格，我想问更多的一个问题，你的妻子去世了，然后你决定来中国，这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逃避？

　　埃德温：是的，你说得有道理。如果我否定这一点，我就没说真话了，我想摆脱那些熟悉的环境，我需要摆脱那些我熟悉的人，因为我和那些人联系的时候必须说我妻子去世了，因为我妻子不在我身边，我就重新想起她已经去世了这个事情，所以我来到中国，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可以看到新的人物，新的朋友，所以非常好。我遇到了很多不认识我妻子的人，这样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没有人会到我面前来说你的妻子去世了，很抱歉。

　　李小萌：我特别赞赏您说一些很真实的个人理由，而没有说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当您做了这个决定说，我想去之后，您有哪些担心吗？关于未来，在中国工作。

　　埃德温：在西方的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在媒体的人遇到这样的事，如果在中国媒体工作，你就牺牲了自己的道德观念，许多西方媒体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当我在澳大利亚决定来中国，在中国媒体工作的时候，我的朋友都祝我好运，这些朋友也是在媒体的朋友，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回澳大利亚度假的时候告诉他们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并不是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出卖我自己，出卖我自己的观念，我知道《洛杉矶时报》几周前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有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新闻记者也问我同样的问题，去年问的，当时我给他的答案是一样的，我的底线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的工作就是读我的报告，尽量清晰，尽量好地表达这个报告，我在IBC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在CCTV工作也是这样的，在CRI也是这样的。

　　李小萌：您觉得这样处理，这样做才是属于一个职业的新闻播音员该有的立场吗？

　　埃德温：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我有很多朋友，在澳大利亚有很多高层的新闻人员，他并不觉得我是在背叛BBC、ABC、CBC加拿大的这些，还有这些国家的广播人员，所有在电台工作的人员都会受到批评，他们是支持政府还是不支持政府，有的时候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满意，你只能使部分人满意。无论在哪儿工作，你必须使用你的技能，可能地使用你的技能，尽可能地去做你的工作，但是人们会说，你做得不好，或者是你在出卖，你在背叛。在澳大利亚有些人会给我写E—mail，写信，他们会问CCTV有没有其它工作，我愿意到CCTV来工作，他们希望我推荐。

　　李小萌：前面埃德温先生说，像境外媒体对他一些不实的报道，你们同事之间对埃德温先生这个遭遇有怎么样的评价和议论呢？

　　杨锐：非常不公平。

　　李小萌：你们会直接走过去跟他讲我们支持你之类的这样的语言吗？

　　杨锐：我们同事有这样间接的、直接表示支持的，大家在办公室里议论了很多，我不想用年轻人那种激烈的言词来形容他们对《洛杉矶时报》的这种回应，实际上我们讲，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都是同行，讲究的是客观中立，尽量避免使用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或者感情色彩的字眼来形容一个个体做出的选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西方人特别尊重个体做出的选择，这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对自由的尊重，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口诛笔伐地去批判来自西方的一个新闻同行，我认为不是特别客观，有悖于新闻同行的客观中立，这一方面，我觉得不仅是中国同行，非西方国家的新闻同行对此颇有同感。

　　李小萌：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您的情绪受到影响吗？

　　埃德温：我认为在西方国家有一种看法，但在中国有另外一种看法，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中国同事的反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个报道出现之后，我们节目的一个年轻人到我面前说，埃德温，我听到在《洛杉矶时报》有一些你的负面报道，他对我说别担心，我们爱你。

　　杨锐：埃德温，我们为什么要多次提到《洛杉矶时报》，我们不应该多次宣传他们，我们不应该宣传《洛杉矶时报》。

　　埃德温：我们忘了吧，确实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关注，在中国的三大网站，包括新浪网，还有其它的一些网站有很多关于这个报纸的报道，我的朋友、家庭也说，有四万五千人点击了关于我的故事，而且数百人也留下了评论，说他们支持埃德温，支持我，他们觉得我应该在这个网站上填一些评论，所以我也填了一些评论说感谢。

　　在来中国之前，埃德温•马尔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开办的节目中，播报新闻和天气预报，是当地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他的主持风格轻松幽默、形式不拘一格，那么到中国后，面对新的工作环境，他主持节目的风格有没有变化？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他又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李小萌：埃德温先生当下定决心要到中国来工作之后，在一些工作的方法、方式上，包括流程上有哪些也是您觉得新鲜的，需要去适应的？

　　埃德温：我想差异少于共同点，共同点多于差异，在中国对于一个外国人，我打开中国日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我看到有很多激烈的消息，激烈的消息占主流，而且关于很多中国的这些主流消息，都在CCTV-9上播，我觉得这并没有问题，今年我去过美国，我去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地方电视台，许多的新闻都是负面新闻，尤其是犯罪的新闻，如果你看了这样的新闻，半小时之后，你会很害怕出门，因为你会担心有人会拿枪杀你，所以我觉得有好消息占主导是好的，但我打开报纸的时候，打开收音机的时候，看到这些好的新闻是好的。

　　杨锐：埃德温我能打断一下吗，要说西方新闻同行加盟九套在合作当中不存在分歧是不可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诚实的一种评论，实际上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受的新闻教育也不一样，必然在合作当中有一定的分歧，但是我觉得在面对分歧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面的冲突，一种是建设性的探讨怎么样从技术层面上去提高，比如说在中国的新闻当中，难免有一些形容词，我们可能习以为常，从技术层面上讲，在你的播报和写作当中，尽量减少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言简意赅，客观、准确、全面，这些理念我们其实平时都在探讨，因为它是一种共同的新闻价值，不存在特别严重的分歧，但是具体的操作当中如何贯彻，在新闻实践当中如何贯彻这样的新闻价值，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余地。

　　李小萌：埃德温先生，刚才杨锐讲的是国际同行来到中国，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没有分歧是不可能的，当分歧发生的时候您有没有依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提出一些建议，并且被接受了的呢？

　　埃德温：是的，我跟他们就一些具体的事项进行争议，比如说有其它的一些新闻机构有自己的想法，有很多新闻都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新闻，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样就不全面，我建议我们应该到因特网上去找其它的新闻来源，这样能够提供全面的视角，我的同事总是非常愿意接受我的建议，这样能够使故事更全面，我和任何新闻，任何新闻和同事并没有任何主要的分歧，我觉得我们的新闻都是全面的，有的时候，在西方的媒体当中有一些负面的报道，对一个新闻有负面的报道，可能我们要做及时的报道，因为这是国家的电视台，CCTV—9是由中国政府所有的，所以有一定的宣传作用，宣传在不同人眼里是不同的意思，许多年前，宣传可能是有一个负面的意思，但是宣传现在就是公共关系，确实在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些公共关系要做，但是在西方也是这样，杨锐也经历过这样的变化，当我在CCTV-9工作开始的时候，他所主持的对话节目那时候就在主持，有一个节目录了之后没有被播放，我到人民大会堂做了发言，我在那个发言当中，我讲中国的大门正在打开，尤其是媒体大门在打开，我提出了一个例子就是对话节目，因为很多时候，对话是直播的，没有延迟，没有录音然后再播，而是直播，所以这是一个变化，在媒体方面是进一步地开放，尤其是CCTV-9，允许更多的声音，允许来自于不同人的想法。

　　2004年，在埃德温•马尔加盟央视九套的同一年，CCTV-9将自己的口号由“中国的窗口”改为“中国和世界的窗口”，即在报道中国同时用中国视角报道世界，埃德温地节目也逐渐获得了更多观众的认可，观众们把埃德温的播音当作英语学习材料，许多人注意他所戴的领带，甚至他所使用的钢笔。有的观众甚至从美国洛杉矶给他发邮件，向他索要亲笔签名。

　　李小萌：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来中国以后慢慢适应，现在您觉得中国的观众开始熟悉您的面孔了吗？比如说走在北京的街上，有没有人认出您来，跟你说话？

　　埃德温：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在CCTV-9第一次工作的时候，有些人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他们在地铁里见到我，我总是坐公交车，我不想打的，许多人会拦住我，并不是很多，我不想过度强调，有些学生会认出我，他们看CCTV-9来改善他们的英语，然后我在中国旅行，我去了上海，在街上有两个人拦住我说你在CCTV-9工作，在西安也是这样，在大连也是这样，遇到有人认识我，最远的就是成都，在四川成都我在街上走，有个男的说他认识我，你是不是要找饭店，我能帮助你吗？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在最近几周，由于《洛杉矶时报》这个报道，在中国的一些杂志当中也有我的新闻，比如说《北京青年报》，他们做了我的一个头版头条的报道，而且还有我的照片，第二版也有，第二天我在友谊宾馆里转来转去，一个女士走到我跟前，她拿着《北京青年报》，她认出了我，她不说英文，但是她知道我是谁。

　　李小萌：当有中国的观众在马路上拦住您跟您说话的时候，您是愿意跟他们谈几句，还是说对不起，然后就走了？

　　埃德温：当然，我愿意和他们沟通，我确实和他们沟通，我不会走开的，任何人拦住我和我说话我都不会轻易走开，自从中国媒体大量报道我的故事之后，我收到很多邮件，有些人想要更多地了解我，给我写邮件，还有很多女士。

　　李小萌：那您没有从当中仔细去挑选一下吗？

　　埃德温：我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看是否要挑选一个。

　　杨锐：您是独身，所以可以选一个。

　　埃德温：我首先持观望的态度。

　　李小萌：但如果能够在中国因为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又找到一个姻缘，我们都会乐见其成。

　　杨锐：我们都会非常真诚地祝福你。

　　李小萌：对，考虑一下吧。

　　埃德温：是的，我的确应该考虑一下。

　　李小萌：我知道您还结交了一个很好的家庭，整个家庭都成为您的朋友了，是这样吗？

　　埃德温：是的，这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在中国三到四个月之后，我希望找到钟楼，在海淀的鼓楼，有两个学生，一个年轻的学生和他的女朋友，他就跟我说是否能够帮助我，我跟他说，我在找什么地方，他说我也去那儿，就在这儿，他们就带着我去了，我们一块去看了看，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在中国，我在中国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交换了电话，第二个周末，这个年轻的男士就给我打电话，他是个学生，他那时候刚从清华大学的设计系毕业，他告诉我我的父母想邀请你到我家，我说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家里作客，他们并不是很富有的中国家庭，父亲失业了，而母亲是唯一有工作的人，现在仍然是这样，工作很努力。他们邀请我到他家里去，我不说中文，母亲和父亲不说英文，这个男孩做了很多翻译，吃饭之后，父亲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看我的眼睛，直视我的眼睛，开始唱歌，唱的是澳大利亚的民歌，他是用中文唱的，他唱完这个歌之后，我开始用澳大利亚语来说，用英文唱这个歌，这样我们又发现了更多我们都知道的歌，比如说俄罗斯作曲家写的歌，或者是其他的欧洲作曲家写的歌，两个小时，我们就唱、笑、谈，之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觉得他们收养了我，我也觉得我被收养了，他们对我说埃德温，你是我们家里边一员了。我相信他们的儿子也到了澳大利亚见了我的家人，所以我们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好。

　　李小萌：真的，非常好。最后还想问埃德温先生，来中国之前对中国兴趣并不浓厚，了解并不多，经过这一段时间在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之后，现在对中国的了解怎么样了？

　　埃德温：我觉得现在的想法有很大转变，我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很多年，澳大利亚的历史很短，只有220年吧，来到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历史有数千年，所以我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我们希望能够品尝中国的食物，能够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用自己的手去触摸，每天早上我起来，然后到窗前去看一看，我觉得如果我拐一个弯就会看到完全新的事情，我在友谊宾馆住，我到了周围的市场去看一看，到一个地方本地的市场去看，到自由市场去看一看，我觉得那里是完全新的世界，我虽然普通话并不很好，但是他们对我很好，我也有自行车，我也经常骑自行车转一转，我也到北京之外，我到西安去看兵马俑，我简直不能够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中国倍受西方媒体的关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仅在经济世界，而且在许多人的眼睛当中，中国受到的关注更多，他们希望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奥运会，因为奥运会，许多人更加关注中国，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报道，所有和中国有关的报道都会得到人们的关注，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

　　李小萌：很高兴您已经对中国越来越了解了，但是更希望您在中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如果能找到生活中另外一半，也是我们一个大惊喜。也谢谢杨锐。

　　埃德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