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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的消费,内部的殖民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09日12:24 南风窗
——由《水蜜桃阿嬤》看台湾 特约撰稿 李 娜 “你知道‘父母双亡’是什么吗?” 6岁的泰雅小女孩,有着聪慧好看的深轮廓、大眼睛,对着镜头,讲述她如何摇着姐姐的手追问“父母双亡”是什么意思——原来指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小孩! “早知道,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低下眼帘,稚嫩的声音说出了苍凉的话。 2007年的夏天,在台湾,不管你是从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看到这部只有40多分钟的纪录片《水蜜桃阿嬤》,相信,你不能不流泪! 阿嬤和孙子 “水蜜桃阿嬤”江秋玲,泰雅族,1956年生人,生活在新竹县尖石乡的泰岗部落——海拔1350公尺的高山上。阿嬤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不是因为从种植到售卖都充满风险、耗尽她心力的水蜜桃,而是因为两年来先后自杀的女婿、媳妇和儿子,以及他们留下的7个孩子。 “烧炭”(在密闭空间中燃烧木炭导致一氧化碳中毒,1999年以来“流行”于港台地区的自杀形式)、“喝巴拉松”(剧毒农药)——这些怵目惊心的词语,却时常出现在阿嬤和孩子们的对话里,那是媳妇和儿子离开的方式,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仍鲜活在日常生活中的记忆。 年迈的阿公阿嬤和两个女儿,在80度斜坡的农地上种植水蜜桃,艰辛抚养着6女1男7个孩子,从15岁到5岁。生活在继续,孩子要笑、要跑,要体验世界。他们唱歌、画画、过生日、读书、为母亲节演出……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中,都可能隐藏着悲伤的陷落。 5岁的小豹,似乎一刻都不曾安静或畏怯。作为最小的、唯一的男孩,他顽皮、好动,知道自己受宠。阿嬤给他洗澡,他央着阿嬤叫妈妈,却又道:可是你太老了。 10岁的小洁,12岁的小蓝,两个要做“男生”的女生:我最讨厌哭了!我是男生哎!下一刻,在导演的追问下,小蓝露出躲藏的眼神和自嘲的笑容:哈哈,这么快被识破了……是的,因为爸爸不在了才想做男生的。保护她们啊! 这样的时刻,总看得人惊心动魄,为那些稚气、却似乎知道太多的眼睛。 而阿公阿嬤,还要背起抚育孙子的重任。阿嬤似乎无暇在悲伤中沉浸。即便面对日日堆得小山一样要洗的衣服;即便在一场台风后面对受“水伤”的幼苗叹气:要补苗,要钱,哪里有啊…… 祖孙在地头玩起了游戏:以后阿嬤老了,走不动了,谁来背我啊?于是,小豹就站在阿嬤身前,“背”起了她。 你不会忘记阿嬤的笑容。无数的操劳,对自杀离去的子女的思念与不解,对孩子们未来的忧心,缠绕着她。她也会说:我很烦呐!我累死了!我也会伤心呐!然而她总是绽开了那样质朴而爽朗的笑容…… 阿嬤的勤劳、坚忍和孩子的天真、可爱,以及如此美好的人却不得不面对如此伤痛的人生——构成这部片子最让人动容的质素。 但是,如果你还记得阿嬤的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他们为什么自杀……40万的卡债,不算很多啊……到底为什么 ……没人回答。逝者一再出现于孩子们翻看的相册中、阿嬤的手机屏幕上,以及她们看似早已平静的言语中——然而,只是“ 过去”留在今天的阴影,他们似乎不必再被追问。 果真不必再问吗? 2005年,台湾有一部轰动的纪录片:反映后壁乡农民生活的《无米乐》。因为主角老农夫妇的勤苦、生趣与魅力,《无米乐》唤起了对农业时代和乡村田园的普遍怀恋。然而,被凸显和赞美的农人纯朴无奈的人生哲学“不要想太多”、“ 种稻如修行”,却冲淡和掩盖了台湾农业休耕问题的巨大伤痛——虽然导演宣称着自己的“阶级”意识,却无法改变这片子被当作一部怀旧与励志片广为接受的命运。 由此前例,看《水蜜桃阿嬤》,让人泪下的同时也不能不心存疑虑。“这是一部关于爱与原谅的故事”,导演和委托制作此片的《商业周刊》如是说——“原谅”暗示着自杀之为一种“罪”,纪录片将这“罪”作为背景,而映照、展现阿嬤和孩子的坚忍乐观,提炼着“人性的光明面”——这如同《无米乐》的结构,是否也回避了台湾社会中另一些难以直面的阴影? 公益还是诈欺 《水蜜桃阿嬷》自有它的使命:作为《商业周刊》所策划的2007年“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关怀报道的一部分,委托曾获2006年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拍摄,历时4个多月。2007年6月15日开始,在台湾各大电视台和网络上密集播出。 同一天,《商业周刊》刊出副总主笔成章瑜写的“封面故事”《水蜜桃阿嬤》,文后公布“点亮孩子的未来”募款计划。每人3000元台币,认购一套“儿童生命教材”,捐给台湾自杀率前五名县市的366所小学。每套教材包含儿童生命剧DVD、《水蜜桃阿嬷》纪实片DVD、《水蜜桃阿嬷》绘本。 密集播出的纪录片引起了热烈反响,人们在网络和电话中告白着感动,捐款涌向《商业周刊》公布的募款账号。 7月4日,募款金额已达633万新台币。 就在这一天,《中国时报》刊出了台湾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的质疑:《商业周刊》用原住民家庭的悲惨遭遇募款,但募款却一毛钱也没有回馈到原住民家庭;募款账号由“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申请,而认捐的“生命教材”,分别由“ 格林文化图书”、《商业周刊》、“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发行,这三者,全属“城邦出版集团”——《商业周刊》如此募款,岂非“自肥”? 一时间,社会哗然。 7月4日夜晚,《商业周刊》在水蜜桃阿嬤部落格上发布声明:捐款不针对阿嬤家庭,而是买儿童生命教材,“希望以大爱帮助更多成长中的孩子”。并澄清:“纪实片DVD及儿童剧DVD虽为《商业周刊》发行,实乃为掌控制作之质量以示负责,且并未做商业公开销售,所以更无图利自身之用意。” 几天内,商业周刊工作人员和高金素梅团队展开激烈交锋。《商业周刊》成章瑜说,给阿嬷孙子的教育基金专户另有 “牧爱生命协会”负责筹募,高金却避而不谈,动机可疑。更有人直指高金是为了选举利益;甚至说阿嬤的家人(弟弟)出面作证,是因为“眼红”捐款。 高金反击:这个募款账号为什么没有“顺便”公布在“水蜜桃阿嬤”的部落格上?“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捐到‘牧爱’ 的钱是给阿嬷的、捐到《商业周刊》的钱是用来买《商业周刊》出版品做倡导的,当然不会捐给《商业周刊》!” 7月6日晚上,在台湾中广的电视节目上,主持人向《商业周刊》品牌公关经理林秋宝发出质疑:儿童生命教材成本总共只需要115万,为什么要募款1000万?林无法给出明确答复。 7月7日凌晨,《商业周刊》网站紧急公布“生命教育教材制作费用预算表”与“生命教育教材募款所得应用明细” 。原来募款广告上,三项生命教材与所有的人事、行政费用加起来才550万,此次临时加上第四项用途“儿童剧团巡回演出 10场”,总计450万。 7月10日,高金素梅再发难:从6月15日到7月6日23天如火如荼的宣传、募款,为何没有列出这450万的巡回演出花费? 之后,高金素梅公布调查数据,以前后对照的图表,指证《商业周刊》的种种疑点。特别指出:募款尚未结束,捐赠尚未进行,而“生命教材”中的有价商品《水蜜桃阿嬤》手绘本已经在各大书店和网络上狂卖,用公益的广告。而且,一个“ 巧合”:募款单位“城邦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格林文化出版公司的发行人,水蜜桃阿嬷手绘本的作者,都是“ 郝广才”。 高金素梅赢了? 比数据和质疑更有力的,或者说,再度让观众动容但却是愤怒情绪的,是“水蜜桃阿嬤续集”的7分钟短片。 高金素梅团队的工作人员上山采访。 片中,问及阿嬤是否知道导演给她签的“授权同意书”的内容,阿嬤说,她不识字,是女儿代签的。再问有没有留一份授权书给她?阿嬤说没有。“我有叫导演留一份给我,可是他忘了。”阿嬤低头挠脚丫,顺口补充。 原来,他们并不知道拍这个片子是拿去募款。一直告诉他们的,是拍了电视,就会帮助她家和整个部落的水蜜桃的销售。 “如果有一天发现被欺骗,发现他们拿我们悲伤的事情去募款,做别的,却没有帮我们,你会怎么想?”拍摄者问。 这个片子里,阿嬤没有了纪录片《水蜜桃阿嬤》里常常捕捉到的爽朗的笑容,她有些不解,有些不安,带着一种无意追问“发生了什么”的质朴的茫然。想了一秒不到,说:没有就算啦,我不会去追究。 影像再度发挥了它的力量,这个短片,从情感上瓦解了《商业周刊》的自我辩护。阿嬤的善良单纯,曾使得《商业周刊》成为爱心大使,也是阿嬤的善良单纯,映照了爱心的空洞。 “没有就算了。”阿嬤说。但高金素梅问,台湾社会可以“算了”、可以认可这种“伪善的公益事业”吗? 7月12日,台湾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商业周刊》道歉了!《商业周刊》总编辑王文静和发行人金惟纯出面,向社会大众及高金素梅道歉,声称:《商业周刊》虽立意良善,但在执行过程中“确有瑕疵”。为平息争议,《商业周刊》将捐2 00万(台币),作为阿嬤七个孙子的教育基金。 王文静称“百口莫辩”,几度哽咽:“从来没有那么痛,被深深误会的痛。” 发行人金惟纯直接承认“三个瑕疵”: 一、水蜜桃阿嬤的自杀防治专题,是首度以《商业周刊》内部的城邦集团执行募款,虽立意良善,“但不够周全,容易引起误解”。 二、《商业周刊》报道个案,关注的却是个案当事人背后的社会现象,以致忽略当事人所需要的即时爱心协助,引发当事人心理期待及社会观感落差。 三、同事为了维护公司形象,在第一时间做出的不当言论,说阿嬤家人“眼红”、高金只是为了选举利益,金惟纯说:这样的错误,不可以被原谅。 高金素梅表示了对《商业周刊》勇于认错的肯定。阿嬤的孙子们有了一笔教育基金。看起来,一场“风波”要完美落幕。 7月12日晚上,在屏东县的高金素梅服务处,我见到刚从台北下来的“祖灵之邦”部落工作队的助理,询问他:《商业周刊》明似道歉,暗里对于他们的批评质疑,可说样样都未接受,不是吗?一切不过是“瑕疵”,“误会”。甚而,“忽略当事人心理期待”的言语,隐含着对水蜜桃阿嬤一家的轻忽傲慢。 他笑了:是的,这是“咬牙切齿的道歉”,没有承认,但它的信誉已经破产了。我想他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杂志,是无法期待它做出真正的、诚恳的反省的。 如此,信誉的损失,已是惩罚。但是,高金素梅和“祖灵之邦”又岂是“赢者”? 在这场被媒体报道为“高金抬《商业周刊》”、“谁在消费‘水蜜桃阿嬤’”的风波里,即便人们为之愤怒,对高金素梅本人,却仍难免因“政治人物”身份而轻易地将她与“选举作秀”联系起来,从而忽略、甚至漠视她所代表的,从原住民立场出发的对于台湾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社会心理盲区的尖锐批判——不仅是涉嫌“诈欺”的《商业周刊》,也是一整个被感动被募款的白领阶级,和其后的社会运转。 一场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议题的事件,被简约为一个商业杂志与一个政治人物的“抬杠”,媒体在这一对抗看点消失之际,立刻偃旗息鼓。“水蜜桃阿嬤”对社会的冲击和反思能量,随着“道歉、捐款”,无形消散了。 爱心支出3000块 风波初起时,“祖灵之邦”的网站上,便登出《一个台湾,两个世界——从原住民角度看<水蜜桃阿嬤>记录片》(7 月1日)的文章,批评正在热播的记录片,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商业周刊逻辑”。 高金素梅在电视、报纸上针对“募款疑云”唇枪舌剑,“祖灵之邦”则深入社会心理:现实生活里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搬上银幕,被熟练的拍摄者简约为“要快乐就不要想太多”的乐观哲学,感动激励了无数心灵匮乏的白领上班族。 “被阿嬤纪录片感动的观众,在刷卡捐3000元的刹那间,空虚的心灵得到瞬间的满足,明天,精神抖擞地上班去,有意无意地让同事知道‘我捐款给水蜜桃阿嬤了’,我!是个具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 这个批判如此尖刻,莫说《商业周刊》,有几个人愿意承认、能够反思自己的捐款行为,是否果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 但对大众心理的如此评估,并非刻薄的想象。在水蜜桃阿嬤网站上,数不清的留言表白着这样的感动:阿嬤,你的遭遇何等凄惨,而你又是何等坚强、乐观!比起你和孩子们,我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如此,“捐款”达成了“我!是个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的自我肯定,很多人忘记,或根本无意追问捐款的流向,更遑论思考《商业周刊》募款的逻辑:自杀是靠“生命教育”来“预防”的吗? 肤浅的关怀,反而成了对他人悲惨故事的“消费”;公益募款,仿佛发行“赎罪券”,上面写着:爱心支出,300 0块。 而这是由《商业周刊》和读者大众共同完成的。 “祖灵之邦”报讯上有两张对照的照片:一张是纪录片首映式,导演接受献花,灯火明媚,喜乐洋洋;另一张,“水蜜桃阿嬤”江秋玲在整理、包装刚采摘的水蜜桃,简陋的院子,忙于生计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一台两世”(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一台两世”是《商业周刊》近几年推出的专案,做过外籍新娘子女、隔代教育、儿童疾病早期治疗等专题,一方面赢得了“关怀弱势群体”的赞誉,一方面,其一贯简化问题的方式,也被有识者批评。以一个商业的、中产阶级的杂志的视角,将“一个台湾”分成“贫”和“富”这“两个世界”,关心一下那个贫的世界,已经是良心和社会和谐的证明。 《水蜜桃阿嬤》纪录片和募捐活动,更清楚地透露了:“弱势专案”不过是种名誉行销,是在商业逻辑下,心安理得甚而带了某种道德自许地宣布:我们不仅服务富裕阶层,我们也关心弱势群体。 但对于这么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心理已然成熟的社会,如上逻辑怕已经被相当广泛、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人们被纪录片感动,捐出善款,认可《商业周刊》的“良善”,同时,也认可了自身是一个有余裕,也有心关怀贫者的人。 “祖灵之邦”却要打破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那看似刻薄的言语下面,其实隐含着对台湾社会无知与麻木的痛感。也许在捐款的人中,有种种精神困扰,而集体性地借“阿嬤”的故事得到拯救。但是,真的被拯救了吗? 有梦最美,烧炭相随 在纪录片和《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讲述中,都刻意回避了阿嬤的女婿、媳妇和儿子先后自杀的原因。自杀问题在台湾日趋严重,阿嬤媳妇“烧炭自杀”,是近年来“流行”,被认为是简便而不会殃及他者的自杀方式。诸如“一家三口烧炭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媒体电视,陈水扁“有梦最美,希望相随”的竞选口号,便被抗议民众改成了“烧炭相随”。 无可置疑,自杀问题与台湾的经济、政治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大众媒体呈现的讨论里,“自杀”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党派辩论和竞选的工具。诸如“解严20年,台湾民主了?人民穷死了……三口之家,集体自杀,没钱医病,没钱下葬— —蓝绿谁之过?”之类的辩论节目,最后总是夹缠在“蓝”与“绿”的相互攻击中,成为政治选战的口水。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自杀”问题既不能从社会学角度得到深入追究,“自杀”问题尤其严重的原住民社区,更无法从生存资源、社会结构的角度上得到认识。 在《商业周刊》的报道中,将自杀者归于“边缘人格”、精神偏执等个体性因素,并以孩子们的故事,自然而然过渡到“生命教育”之必要,也即“商业周刊”募款以购买生命教材的必要。在纪录片里,村口的大树上用白粉刷着3个大字:“ 不乱死”,触目惊心,然而片子并没有给这个“乱死”的村庄再多一个镜头。 台湾原住民在不断“正名”的历史过程中,如今有了十三族,虽然不同族群有各自的语言和传统,在这个商品社会中,他们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困境。 “祖灵之邦”部落工作队以其5年来走遍台湾30个山地乡的800多个原住民部落的经验,疾呼“水蜜桃阿嬤”的遭遇、自杀的儿女、隔代抚育和教养的孙辈、在农业政策限制和菜农剥削下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并非个案,而是原住民部落的“整体结构性问题”。 2007年夏天,我走进了台湾泰雅族、排湾族的部落,一路,我尝到了美味的传统食物,看到了美丽的手工编织、竹木雕刻、载歌载舞的丰收节……然而,每一个欢乐的场景后都可能藏着生存的苦恼和无奈。 从部落到都市谋生的原住民,绝大多数从事条件最差、最粗重的体力工作,而近年来台湾开放跨国劳工以获取更廉价劳动力,使得他们连这样一个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掉,很多青年不得不回到部落,加重了原本因文化失据和生存困境而滋生的酗酒、自杀问题。阿嬤的儿子、女婿都是从都市“败退”回部落的,儿子也曾感叹:还是回来比较好。然而,为车子、房子背负的欠款,却让他们再次逃离,永不再回。 高利贷、卡债,在经济低迷的台湾,也是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是自杀的一个重要诱因。在原住民世界,甚而很多人为并不大的欠债数额自杀。屏东服务处的小儒告诉我,原住民对法律因不懂而畏惧,一张法院传票,可能就要了他的命。 Yihui,一个嫁给泰雅人的阿美族女孩,来自新竹县尖石乡另一个泰雅部落、以集体经营观光和山产而闻名的“ 社会主义天堂”——司马库斯,则说:法律是保护懂的人的,谁来告诉我们原住民? 内部的殖民 2000年,陈水扁与台湾原住民签订《新伙伴关系》,2004年,民进党通过“族群多元国家一体”政策白皮书。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和外省人,被共同列为台湾“四大族群”。 借用“族群多元”的概念,原住民成了台湾“四大族群”之一,掩盖了它和其他汉族群体事实存在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地位、就业、教育、医疗种种生存资源上,那是一种现实的阶级差别,而非“文化差异”。“多元文化”概念中的原住民,仅只体现在歌舞祭典等已经与实际生存脱离的“风俗”之中。 原住民的实际生存状态,整体上处于台湾社会的底层,并且依旧背负从“落后”向“文明”无限靠近的命运。与此同时,少数精英分子为进入主流社会而努力,从上面丢下来的若干位置和利益,分化着原住民族群的凝聚力量,持续造成其内部的矛盾和裂隙。这一切,表明除了获得“原住民”这个称号,被殖民的状况没有改变。 在“台湾光复”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这个自称“后殖民”的社会里,不能不正视:原住民,是台湾内部的殖民地。最严重的流失问题,是文化。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是土地。 将原住民称作“山地同胞”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归还被日本殖民者以“无主地即国有地”的“文明”手段掠夺的土地,与原住民签署“新伙伴关系”的民进党政府也没有,反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花环下,将原住民变成点缀民主社会的装饰、建构“台湾主体性”的符号。 在普通的汉人社会中,对原住民的认识,一方面明白这是“政治正确”,要尊重之、同情之,但了解限于媒体所提供的“歌舞文化”和“祭典文化”。另一方面,在媒体关于原住民“酗酒、自杀”的报道里,树立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他们落后,源于他们懒惰,爱滋事,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类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使得“水蜜桃阿嬤”事件这一正视原住民结构性困境的契机,难以产生持续性的作用。 8月底,卖完了水蜜桃的阿嬤,由牧爱生命协会录制了一分钟的短片放在网络上:感谢社会大众的协助。阿嬤的笑容依然明朗,没有沧桑。 10月,在只保留了少量留言跟帖的《商业周刊》“水蜜桃阿嬤”网站上,“儿童生命剧巡回公演”的海报贴出了— —这曾被质疑“刻意隐瞒”才公布的募款内容,也是最后的内容,对《商业周刊》来说,必然要庄重地落实、完成。 “儿童生命剧”《神啊!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将继续忠实地传达,因脱离了社会结构反思而变得虚无缥缈、却依然为这个社会所需的“爱与生命”的教育。 有大陆同胞留言:可惜大陆看不到!我要为阿嬤加油! 这样一个收尾,似乎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开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健忘。 “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健忘的社会,也不知道为什么呢!”Yihui感叹着,自我解嘲般地说:“还好,有了知名度,至少阿嬤部落今年的水蜜桃卖得不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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