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乔冠华智斗基辛格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震惊世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负责研究双方如何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的问题。两位具有学者风度的中美外交家棋逢对手，在台湾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巧用“前景”代替“前提”，终于破解“难题”——孰料半路杀出“程咬金”，罗杰斯竟对《公报》附上修改清单——对此，毛泽东定下基本原则……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着实环环相扣、惊心动魄。这其中，乔冠华扮演了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

　　机智交锋：集中在对台湾问题的表述上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做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而乔冠华和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对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需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逐段、逐句、逐字斟酌。

　　《公报》框架于1971年10月双方已大体商定，一些有争议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趋于一致，但是《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台湾问题的表述。对中方来讲，这个问题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但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辞绝非易事。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涉及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我方当然不能作出任何退让。

　　摆在面前的这个棘手难题如何处置，需要很高超的才识、机智和技巧。乔冠华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所在——中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作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坚持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及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学过哲学，不但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而且言辞诙谐幽默，有出色的雄辩才能。他的文章一向以雄辩闻名，在香港、重庆和建国后撰写的国际政治声明或文件中，均以此特点打动了众多的读者，加之他行文优美，更使他的文章有一种征服读者的力量。基辛格也非等闲之辈，才识过人，逻辑性强，辩才惊人，谈话富有哲理，言简意赅，使人事后还需多加思索才能明悟其意。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乔冠华、基辛格这两位具有学者风度的外交家展开了激烈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意欲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

　　乔冠华引用大量的国内外文件，不屈不挠地捍卫中国的民族利益，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必须明确，每一个问题的陈述都不能含糊其辞，还指出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不能提什么条件，这是会谈的基点。基辛格则坚定地捍卫美国的利益和立场。从双方论点来看，后者虽辩护得确实很出色，但没有说服人的力量。

　　一阵唇枪舌剑之后，双方最终提出了各自的措辞。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措辞很合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基辛格却不同意此番措辞，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将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形势联系起来。”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仍然毫不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所谓公众舆论，怎么看都是遁词，实际上美国是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

　　双方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紧张，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这时说了几句俏皮话，寻找一些共同点来缓和一下气氛。他呷了一口咖啡说：“博士，你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刹那间，紧张气氛一扫而光。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到2月25日这天时，已是尼克松总统2月21日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的第四天，可双方仍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尽管时间紧迫，双方仍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继续在钓鱼台国宾馆谈判。

　　乔冠华这时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国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则说，美国坚持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是和平解决台湾这个问题。双方仍达不成协议，同意各自向本国领导报告并获得相应指示后再行谈判。

　　当天下午，谈判继续进行。基辛格首先表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的这一说法表示感兴趣，他当即开动脑筋思考，想把这一想法的表述向中方靠拢，随后机敏地说：“我看可不可以做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的意见。如果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的确是绝妙的想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字之差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更有意思的是，乔冠华说：“‘前提’听上去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把华盛顿的这一想法既轻松又坚决地挡了回去。乔冠华巧妙地说了一句“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使美国在感情上没受伤害，更易接受。

　　基辛格当然知道乔冠华的用意，思索了一下后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

　　在台湾问题上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周恩来总理接着又参加了半小时的文件定稿谈判。定稿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到2月26日凌晨两点，公报全文全部完成，一项历史性的公报即将面世。5天来乔冠华、基辛格一直全力以赴地推敲，逐字逐句加以落实，搞得筋疲力尽。这时两人顿觉如释重负，都想好好休息一下，至少睡个好觉。

　　风波乍起：罗杰斯竟对《公报》附上修改清单

　　天有不测风云。按照计划，2月26日上午代表团要去杭州。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在飞机起飞前，拿到了刚刚打印好的《公报》样本。这时，未参加讨论的专家们开始逐段逐句地挑毛病，认为《公报》不够完满。飞机在杭州机场刚停下，国务卿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总统，告知国务院专家们的意见，并附上一份修改清单。

　　他们挑了15处毛病，如“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建议删去“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两字，等等。

　　尼克松总统原本以为大功告成，心情十分舒畅，一看那份修改清单，顿时非常生气。他想到自己左右为难的政治处境，本来国内保守派就竭力反对他访华，现在他已批准的《公报》又被挑刺。他大声说道：“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但现在我们却要单方面提出修改……”

　　基辛格博士也觉得十分扫兴，说：“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的《上海公报》呢！”他向尼克松建议：“总统，你看是不是吃饭时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如何？”

　　尼克松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亨利，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宴会以后你找乔冠华再谈谈吧。”

　　基辛格表示按总统的嘱咐去找乔冠华，但他又把话说在前面：“这真是难以启齿啊，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也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了。”

　　友好丰盛的晚宴结束后，时针已指向晚上10点20分。基辛格找到刚刚轻松了一下的乔冠华，说有事相商。幽默洒脱的乔冠华此时的心情颇好，就很客气地对基辛格说：“博士，这时找我有何见教？”

　　基辛格好不容易把自己琢磨好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意思很清楚了：还有些问题要商量。

　　乔冠华表态说：“《公报》事情重大，我必须请示周总理。”

　　周恩来听后，脸色显得严峻起来，沉思片刻后，说道：“冠华，你说说你的看法。”

　　乔冠华说：“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让步，我们已经作出很多让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周恩来用很缓慢的语气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同意修改，但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件事情重大，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并得到了指示。他放下电话后，对乔冠华说：“主席指示说，除了台湾问题这一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还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立即驱车返回钓鱼台，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

　　次日凌晨两点的时候，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最高领导人批准。毛泽东接到文本后，仔细研读并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认为可以批准，并指出乔冠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已是清晨5点。到了上海后，乔冠华和基辛格又花了两个半小时从头到尾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包括标点符号，并作了一些文本上的改动。这就是后来正式公布的、至今对推动国际关系变化还有重大意义的《中美联合公报》。

　　孟红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