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7”第五集《笼子与鸟》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4日13:57 中国财经报道

  播出时间:2008年1月14日

  一、邂逅

  这是一张1979年拍摄的照片,站在正中间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年夏天,75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黄山。在光明顶上,他望着满眼的云海和奇松,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天佑中华,未来靠的还是你们年轻人。”历史总是喜欢在不经意中留下永恒的瞬间,就在邓小平说完这席话下山的路上,他碰到了这些正在上山的年青人,他们都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站在邓小平右边的年轻人是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王晓望,对于那天的事情王晓望至今记忆犹新。

  王晓望:“我也搞不清楚,谁是谁,反正我就冲到这个邓小平跟前,然后就说邓副主席,我是什么什么,说了一大堆,说了一大堆呢,反正就是气喘吁吁的呢,因为我非常着急吗,他刚开始呢可能就没听清楚。”

  那是1979年7月11号,复旦大学的王晓望和陶维佳、刘晓虹、陈静溪3位同学结伴游黄山。到黄山的当天,王晓望他们被黄山的美景所吸引,忙着四处拍照。正当他们在桃花溪一带流连时,一辆黑色轿车从身边驶过,眼尖的陈静溪发现车里坐的是邓小平。几个年轻人一下子兴奋起来,琢磨着怎么也要见上邓小平一面。最后她们一致决定,让年龄最小,胆子却最大的王晓望打头阵。

  王晓望:“出于感激,就是这样,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当时一路上,就是想怎么才能见到他,然后见到他怎么办。”

  王晓望性格泼辣,腿脚也利索,很快就把几个同学远远甩在了后面,一番紧追慢赶之后,王晓望在百步云梯下,第一个见到了正在休息的邓小平。

  王晓望:“我就跟他说了,几个同学一起上黄山来了,他们都是老三届的学生,能够上大学的,所以特别想见见你,我说你能不能在这休息一会儿,等等他们,他们一会儿就过来了,完了边上的人都乐了。”

  那一年,王晓望刚刚19岁,一年之前,也就是1978年,她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成为埃德加斯诺那样的记者是王晓望一直以来的梦想,于是她报考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王晓望:“9月28号,我为什么记得清楚,正好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一拆信封我一看复旦大学的信封我简直就是乐疯了,真的简直是乐疯了,因为是完全是如愿了,我考的就是我自己最想读的学校和专业。”

  这样年龄的学生,如果在十年之前,正应该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时候,如今她却和那些当年上山下乡的大哥哥大姐姐、甚至叔叔阿姨们一起在大学校园里读书。

  王晓望:“他们两个都比我大10岁,都是老三届,他们已经是在工作了10左右才上的大学,#下了几年乡考上的,所以上大学这个事情对他们的命运的转折,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让他们的命运发生如此巨大改变的,正是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1977年,在邓小平的极力主张下,当年就恢复了高考,许多下乡知青由此获得了重生。能亲眼见一面邓小平,是当时许多大学生的梦想,王晓望也不例外。

  王晓望:“邓小平当时就特别高兴,说你们是一起来玩的,我说我们是一起来旅游的,说我听说你也到黄山来了我们都特别高兴,我说那个知道你,就是说自己能登黄山,身体特别健康,我们就是感到非常高兴,就跟他聊,然后这时候我们那两个女同学呢就赶上来了。”

  他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学生证让邓小平依次签名,然后,又提出要和小平合影留念。邓小平都欣然答应了,还亲切地说:“就以百步云梯为背景吧。”就这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不期而遇,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瞬间,也留下了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

  二、勤学

  如果说十年算一代的话,王晓望和那些文革前就中学毕业的老三届们算是完完全全的两代人。1977年的那次高考让他们走进了同一个课堂,年龄相差十几岁的学生同在一个教室上课,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对于这些人来说,大学始终是一段终生难忘的记忆。

  在这间摆满了书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刘克崮。作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老三届毕业生,年逾花甲的刘克崮,回忆起大学时光,依然十分激动。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到人大之后我特别注意到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10月23号,在抗战初期为陕北公学建校题辞。”

  陕北公学是人民大学的前身,刘克崮作为人民大学经济系1977级的大学生至今对毛泽东的这段题辞念念不忘。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他说要造就一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从中学开始刘克崮就种下了去人民大学读书的梦想。但是1966年中学毕业后,刚好赶上文革开始,他也加入了知青的行列,去北大荒劳动了5年。下乡这么年,刘克崮并没有荒废学业,以后又当了老师。19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人民大学经济系。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那会儿住校#单身,所以没什么大负担,我有好些同学就是结了婚了,生孩子了,他就没有想象,他要需要再上大学,好多人就放弃了,还一个我教过书嘛,我教过数学,教过政治,所以我数学考99。#而且出门我就知道在哪儿丢了一分。”

  1978年春天刘克崮走进人民大学校门的时候,已经31岁了,算是班里的大龄学生了,这样的大学生在当时有很多。和刘克崮同一年考上湖北武汉大学的刘建设当时已经27岁了,可在班里还算是年龄小的。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这就是77级的时代特点,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以我们班为例子,56人,结婚的占一半,有孩子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有十几个,最小的16岁,最大的36岁。”

  由于他们大多经历了上山下乡,能够到大学校园里读书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们都倍加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谈到学习大家如饥似渴,这一代人在当代中国各个层面起重要作用,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梦破灭了,上山下乡,在农村工厂受苦,并没有怨天尤人,对于获得的机会极其珍惜,由于感恩,现在的高考2比1,那时候不到二十分之一,所以倍感珍惜。那时学外语,我不到四点出门学习,我以为我是早的,这是应了毛主席那句话,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整个珞珈山,漫山遍野,都是学英语的。”

  文革期间,人民大学被关停,1978年刚刚复校,以前的校舍住着部队,还没有腾出地方来,刘克崮他们只能在临时搭的木板房内读书。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我们就是在,临时搭的那个工棚,就木板房,那胶合板,胶合板搭的木板房,在那里上课,夏天很热的,那板房一晒,热乎乎的。这个老师们都很投入,所以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那个,那会儿最顶级的老师。”

  刘克崮当年的老师卫兴华今年已经是84岁高龄了,当年那群特殊的学生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刻苦。

  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啊,你说他承上启下也可以,因为正是历史转变的时期,77届啊,正是粉碎四人帮我们拨乱反正,要消除左的一套,要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在这个时期,他们进了大学,#而改革开放的步骤也是不断向前迈进的,他们就跟上这个步子走了的,而且他们后来更以后亲身参与了的。”

  1978年当他们在大学校园中努力学习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潮已经来临。这一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国营企业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从1979年5月开始,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改革。刘克崮毕业前在首都钢铁公司实习的时候,刚好赶上首钢试行承包制改革。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我们实习的时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是上的首钢,他是那个承包制,企业利税承包制的那个典型,论文就是承包制,论《国有企业的经营承包制》。”

  首钢在全国率先打破了大锅饭的体制,通过全员承包、把承包指标层层落实到个人,多劳多得,这样一来,企业从上到下的积极性全部被调动起来了。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他们那套承包,各级、逐级的承包,和经济效益挂钩,和岗位的这个贡献挂钩,改革了一些公司制度,有一些奖金,然后对车间分场,也有一些考核,效益挂钩,收入和效益挂钩,我觉得这个都是,设计得还是比较细致的,比较实际的。”

  这种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让首钢的利润逐年增加,成为当时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在写论文的时候,刘克崮只是觉得承包能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没有发现承包的局限性在哪里,他更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他又会以另外一种身份参与到承包制改革的问题中来。

  三、笼子

  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了,这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百业待兴,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而且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大学生都实行国家统一分配,他们大多被分到了国家机关单位,投入到了改革的洪流中。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当时我填志愿,每个志愿都是两栏,我基本就是两句话,下基层回工厂。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我觉得国家选择了你,培养了你,该你报答了,你不能只索取,不奉献。”

  在考上大学之前,刘建设曾经在武汉一家工厂担任团委书记,所以从走进大学校门那一天起,刘建设就琢磨着毕业后还要回到工厂,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工厂的管理当中去。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当时工厂效率不高,当时我们没有深刻认识到是体制问题,只是认为管理不科学,想回去管理工厂,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已经有一个朦胧的企业家的情结。”

  但是刘建设回工厂的想法没能如愿,在武汉大学的一再挽留下,他留校做了老师。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最后服从分配了。我当时的信念是,干即所爱,和爱即所干,我干的应该是我爱的,但是一旦达不到,我应该爱即所干,不管什么,相信只要我做到极致,都能做到很好,后来做什么,我都认真干。”

  当了两年老师后,刘建设被调到湖北省委科教部,从学校到机关,他永远都是服从分配,而且很快成为当时湖北省委大院最年轻的处长之一。

  王晓望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铁道部下属的《铁道报》,成了一名记者。工作之前,王晓望总想着记者每天外出采访,生活多姿多彩,而且比较自由,但是到了单位之后,她发现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王晓望:“我们毕业是82年,也算是改革开放初期吧,整个社会的那种#,风气也还是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开放的,那么像《铁道报社》这种地方呢,#跟部队有点类似,就是纪律啊,规矩啊,这种东西呢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反正我们那时候去,因为年轻嘛,就觉得这个地方很沉闷,很压抑。”

  解说:王晓望刚刚毕业后,每个月就拿40多块钱的工资,而且不管她平时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工资。

  王晓望:“那么你所有的收入,都是固定的,#你像我们大学毕业,然后大学毕业你就是多少钱工资,这工资就是一直如此,我们当时就根本就没想着就是说,我这工资,什么会有什么变化。”

  凭着记者的敏感,王晓望关注着当时社会上的每一点变化,1983年的一天,从浙江海盐一家不起眼的衬衫厂喊出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口号,这让拿惯了死工资的王晓望十分震惊。在当时,捧铁饭碗,拿死工资,天经地义,居然有人提出要砸铁饭碗,立刻在全国媒体上引起了激烈讨论,他们《铁道报》也进行了报道。

  王晓望:“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所谓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嘛,#怎么按劳分配,对吧,那么所以要发奖金啊,认为就是说这个事要争论,就是说你发奖金和按劳分配这个事不相违背的。”

  喊出这句口号的,就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厂长步鑫生,就凭着这种激励机制,步鑫生让这家小衬衫厂的衬衫畅销全国,工人收入大幅提高。很快全国纷纷效仿“奖金制”。王晓望所在的铁道报也开始鼓励多劳多得,新的变革激发了王晓望的创作热情,她开始尝试改变,办了一个自己的专栏。

  王晓望:“以个人的名义开一个专栏,是很少的,那么我当时就向报社提出这么一个计划,我要自己,给我一块固定的板位,我来写一个专栏,然后报社同意了,而且呢我当时提出一个题目就是这个《边缘小站》。”

  就这样王晓望一个人从漠河出发,沿着中国的铁路沿线,寻访边缘小站,完成了十多篇游记。鲜活的文体为铁道报带来了新鲜的气息。然而由于疲劳过度,王晓望得了肝炎,小站计划暂停了。

  王晓望并没有就此放弃。病愈后,她当起了编辑,负责文艺副刊。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王晓望:“发了一个发刊词,然后登了我一张个人照片,也登出去了,完了这张报纸就在报社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啊,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编辑个人还可以在报社上露脸,那么很多人就提出异议,觉得是宣传自己,党报怎么能够是这样子的东西。”

  在这样的国营单位想做一点变革都如此困难,让王晓望越发想挣脱束缚,在一片蓝天下自由飞翔。

  四、松绑

  1984年,福建省的55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福建省委,要求给企业松绑,《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封自下而上,要求给企业松绑的-《呼吁书》,而且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松绑”就成了80年代中期改革最通俗的说法。刘克崮大学毕业后就对如何“松绑”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超前的建议。

  邓小平1984年国庆讲话:“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在这个决定里,还明确提出了今后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这时候,从人民大学毕业后的刘克崮已经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了,正在主持研究《北京市党政机构改革总体方案》的课题,政府不直接管理企业了,那该由谁来管呢?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当时的各个工业局,北京市可以有七八个,十来个工业局,轻工局,机械局,化工局,煤炭局,煤炭工业局,化学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局,电子局,一堆,国家也是好多部,他们又管社会的行业,他们又管国有企业,#我就觉得又管社会,又管国有企业,管亲儿子我觉得这个功能不对头。”

  1985年刘克崮撰写了《对行政机构改革的几点建议》,大胆提出政府应当委派一个机构来管理国营企业。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我那会叫两个分离,政府社会经济管理一般职能和他的政府国有资产管理职能要分离,那个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权,财产管理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经营权要分离,企业应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两个分离。”

  然而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左右着许多人,这篇颇具探索勇气的文章没能发表。但是他大胆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86年初,国务院召开小型座谈会,讨论新的一年的改革设想,刘克崮就因为这篇文章被请进了中南海,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们讲了“政府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对独立”的新观点。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开始有些人难以接受,但是有一些人接受了,然后接受的人逐渐的增加,在13大报告草稿里曾经写进去了,就是股份制,证券交易所,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对独立写进去了,后来呢,征求一些意见,一些老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这一部分又撤了,就没写。但是在有关方面再继续研究,而且进入试行。”

  1986年11月,来北京出席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送给邓小平两件特殊的礼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本。同时邓小平回赠了范尔霖一件更有意义的礼物:一张上海飞乐公司的股票,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8念就有了股票,让这位美国的金融专家感到十分惊讶。而证券市场的出现和股票的发行也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88年,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属财政部管辖,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管理职能。这时候,刘克崮已经是北京市公交总公司的副经理了,当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长汤炳午刚刚上任便急匆匆地找到了刘克崮。汤炳午和刘克崮一起讨论了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职能和机构设置。

  原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炳午:“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就是为了适应这个经济改革形式的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成立的。当时的国家体改委主任是贺光辉同志,贺光辉同志就说让我找一位叫刘克崮的同志,他说这位同志呢,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有很多研究和思考也写了不少文章。我给他设计就是这个。这个然后它下边它是那个专业公司,按方向它应该是股份制,它应该走股份制,就是各种、各类投资公司,或者是大集团。然后再下来,通过,就是我说的那个连接,就是通过董事会,董事会和经理……”

  按照当时的思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管理运营权应该属于政府,设立第三方的监督机构,国有资产监察委员会。同时,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就是引入了股份制的管理思路。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细心的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十四大以后,“国营企业”这个词被“国有企业”取代了。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

  这时候刘克崮已经调到了财政部,负责财税体制改革。

  1984年,曾经在首钢试行的承包制开始面向全国推广,首次推行厂长负责制,当时搞承包最出名的要数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造纸厂的厂长马胜利。

  到1988年年底,全国83。2%的企业都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既然企业是国家的,承包人赚了钱,应该把钱交给谁?刘克崮发现这些国有企业在上缴国家利税方面没有一个章法,交多交少主要凭企业负责人在承包时和当地政府谈判来定。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就是承包制呢,他是在税收制度不完善,税法不统一的情况下做的,所以他不规则,但是他比那个大锅饭,在跟国家的关系上什么都交,或者靠谈判去不交少交,相比这一点而言,这个,相比这个大锅饭而言承包制是有进步的,但是相比那个公平税负,一般职能交税,产权职能跟老板界定利润的上交与否与这个制度相比,那个承包制就显得落后了。”

  刘克崮提出国有企业不仅应当向国家财政交税,而且应当把税后利润在企业和国家之间分配。但是这项改革从开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当年一起进行财税改革的史耀斌回忆起来说刘克崮为了推行改革面临巨大的压力。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有的人当时把这个就在企业里边竖起一个大牌,叫承包为本。我们现在叫以人为本,当时竖一大牌子叫承包为本。这种观点有时候上升到这种政治、路线、方向的这种层面上来,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要进行改变承包责任制,实行税率分流,那么建立一种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实际上既有困难。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冒着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政治风险,也许我说的过大一点,但是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顾虑。那么当时刘行长在整个工作过程里边,他就明确提出来,首先第一要坚持税利分流。”

  1994年的这次改革改变了国有企业不交所得税的历史,在建立国家财政增收机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几年以后,刘克崮已经是辽宁省副省长,朱镕基总理视察辽宁,见到他时,赞赏地对在场的人介绍说:“我认识他,这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算账专家!”

  刘克崮告诉我们当时为了保证企业都缴纳所得税,国家暂时允许企业不交税后利润,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国有企业这种不交税后利润的情况持续时间太长了。据估计,从1994年至今国有企业这部分税后利润的总量大概有6000亿元人民币。已经成立四年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不再隶属财政部,而成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单位,如何管理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也成为他们目前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五、下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下海”成为流行词汇,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王晓望就赶上了那个时代,而且还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深圳被划为经济特区后,当地发行了一份新报纸名字叫《深圳特区报》,这份报纸不仅报道深圳特区的新观念和新经验,而且经营模式也仿照民营企业的做法,面向全社会招聘记者编辑。王晓望看到这份报纸的招聘信息后动了心

  王晓望:“当时是不是说去《特区报》,但特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懂,只是知道那时候,那个地方叫建立了一个经济特区,而且呢,觉得那地方呢,经济的形式呢,比较多元化,不像咱们内地这样,起码是个体户很多,而且外来的东西很多,但是对这个经济状态有什么变化呢,就不太清楚。”

  特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王晓望一直期待着去体会一下。利用去广州出差的机会,王晓望来到了深圳,高楼耸立,商品琳琅满目,这个快节奏的城市让王晓望目不暇接。

  王晓望:“当时去了特区以后,就觉得它那个价值体系,已经完全和内地不一样啦,我记得说那时候,我就见过买件衣服要上千块钱,因为我跟你说,我们那时候才,那时涨了工资也就涨了一百块钱,也就这样子吧,一百块钱左右,一个月的工资,然后看到那,居然有上千块钱的这个服装啊,就是非常非常惊讶的。”

  回来后,深圳的一切在王晓望心中久久挥之不去,虽然没能去《深圳特区报》工作,但要改变这种安逸的生活现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第二次去深圳,王晓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开酒吧的女大学生。这件事让王晓望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大学生毕业了不去机关单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要做个体户呢?在巨大的疑问驱使下,王晓望决定采访这个女孩。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采访,从此改变了王晓望的职业生涯。

  王晓望:“她当时给我特别深的一个概念,她就是觉得应该自食其力,她觉得自食其力的概念,就是应该通过的自己能力去做一件事情,而把这件事情做成,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能够富裕,那我觉得他们当时广东的人啊,这种概念是,完全和内地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他们这种自食其力的概念,也是我们那种所谓,我们当时觉得自食其力就把你分配到一个单位去,那么你自然就会得到工资,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你就能生活下去了,那他们这种,自食其力是真正的自己,就是开创一个事情。”

  对于毕了业就呆在机关单位的王晓望来说,当时只知道上班、下班、八小时工作,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自己创业对她触动很大,从深圳回来,她也开始思考自己如何创业的问题。虽然当时没有想好具体做什么,但离开铁道报,离开沉闷迂腐的机关大院,已经是她下定决心要做的事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下海使一部分敢于吃螃蟹的人先富裕起来,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尽管如此,那个年代人们选择职业的观念是“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搞个体”,王晓望选择在那个时代离开国家机关下海办企业也是一种冒险。

  王晓望:“当时有许多具体的原因,因为你当时是什么呢,首先你的档案,你没有地方放,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在那时候很多东西是没有明确的,而且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在我之前,我们这个报社还没有主动离职,只是说所谓的辞职,这个程序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对吧我也不知道辞职会怎么样,还有一个问题,我住的房子,也是挺大的因素,因为当初都是单位分房子,我那个房子是报社分我的,那我必须得住在那儿。”

  1988年2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的意见》,允许单位把旧的公有主房卖给,有了这个政策之后,王晓望立刻买下了单位分给她的那套房子,她开始一步一步走出机关单位的大院。

  王晓望:“当时我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还有问题就是档案,档案没办法。后来呢当时是也是90年代,我觉得这个好象都是中期以后了,就是铁道部有一个人才交流中心,然后报社就是,你的档案你可以拿走,你可以拿走呢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就由你自己来保管了,就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我才去到报社把这个关系彻底是算是辞职。”

  做了十年记者,王晓望最终还是离开了铁道报,自己创业。虽然离开大机关在当时看来充满了风险,但她愿意尝试一条新路子。

  王晓望:“改革开放之后,飞利浦产品进入中国,这等于是和国家的整个改革开放大的政策是联系的,那么等于外资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之后,他飞利浦,最初是跟北京无线电合资,生产飞利浦的收录机,那么这就是飞利浦在中国一个合资厂,那么我们一开始就是销售合资厂的产品。”

  当时国家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对私营经济的限制还比较多,王晓望的公司在成立时就遇到了问题。由于当时国家并不允许个人注资成立公司,王晓望要想建立自己的经销公司,就必须挂靠一个国营企业。

  王晓望 :“你要是完全是一个是个人资本也没办法进入市场,而且我们当时说实在也没什么资本,我们是靠就是说,开始做销售这么一步步起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得,现在叫借壳也好,反正因为当时历史情况嘛,对吧,那么必须有这么一个依托的,所以我们是跟就是用这么一种合作的方式吧。”

  于是,王晓望挂靠了当时飞利浦公司下设的一个维修服务站,在这里卖起了收录机。

  王晓望:“我们呢,因为我们呢当时依托一个外贸企业,我们是拿着出口的货来作为内销。”

  由于能够拿到出口转内销的收录机,而且售后服务到位,王晓望的公司逐渐打开了销路。一转眼,王晓望经营她的飞利浦经销公司已经十多年了。这其中,她经历了公司的起起落落,更经历了人生的得意与失落。现在,她已经从一个乐于尝试与挑战的女记者,转型成为了一名商人。

  王晓望:“我个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一直在不断得学,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也在不断的了解市场经济的一些个规则啊,包括企业管理的方法啊,一些规则啊。也觉得学了很多,而且确实呢也是在这个市场经济里面,或者说企业发展,或者企业的运作当中,我觉得个人能力确实得到很大的发展,可能这种能力的增长,和就是说自己的各种方面的一种增强吧,可能是在一个…如果我还继续在一个文化单位,或者继续做一个记者啊,很难得到这么一个这种锻炼吧,或者学到这些东西吧,因为它在经济领域里面,或者在市场经济里面,他这种怎么去获得利益,怎么使得企业能够生存,怎么能够在市场中的变化当中,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营的方向。”

  六、兼并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90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什么能做、什么不能;没有现成的答案。就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像王晓望这样的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甚至还有许多民营企业参与到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来。

  1996年,在海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担任副总的刘建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下海。仕途一帆风顺,却要离开国家机关,他的决定让身边很多人都感到惊讶。而刘建设自己却把这归结为“企业家情结”。因为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国力的较量在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企业家。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在国营企业)的确是很舒服,例如当时给我配了车,是卡迪拉克加长 9米长的车,可是从两点, 第一点,毕竟是企业发展的速度和效益, 还受各个方面的一些制约, 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体制没有根本上来转变,第二个我觉得我本人过去的一些积淀, 有利于我在市场经济上作出我的拼搏和发展。”

  刘建设召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家高科技产品的公司。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可以说在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就从事科技研发,因为那个时候我确确实实给我们定了位,当时我有三句话:叫抓住一个产品,搞活一个企业,带出一支队伍,如果分析分析我们这一代人,77级高考这一代人,可能很多人都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为做企业挣钱就行了提那么多指标干嘛。”

  第一个项目成功后,刘建设开始寻找下一个金矿。这时候武汉附近的一家国有企业进入了刘建设的视线。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是随州的一家国有企业,他们技术比较老,企业效益连年下滑,职工面临下岗,他们委托关系人要我们去考察,政府也欢迎,希望我们能帮助改制或者兼并。”

  这家工厂是湖北省随州市的一家国营企业,主要生产避雷器,规模不是特别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家企业由于生产工艺落后,产品卖不出去,面临重重困难。

  武汉博大集团随州避雷器厂总经理尹从天:“那么这个地方国营,它有它很多弊端,比方说,它有些大锅饭的问题,这是你国营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比方说,当时它那个大锅饭,当时那个医疗费的问题,小孩上学的问题,统统都是企业给你登下来了,那么也就是说,他的生老病死全部是在你的企业,所以很多东西你没弄。”

  这家工厂曾经尝试了股份合作制,希望能够让企业起死回生,但效果并不明显。

  武汉博大集团随州避雷器厂总经理尹从天:“所以当时我们就第一步#就是个股份制改革合作制,就是你这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股东,但是统统都股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大锅饭了。#因为你也也是股东,我也是股东,大家都是股东,那么这个效率就体现不出来了。”

  从1997年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国营企业。十五大报告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明确提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而随州市的这家企业,就成了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

  武汉博大集团随州避雷器厂总经理尹从天:“所以当时,我们政府提出改革,就是让少数人吃大股,让外面的那个老板来买这个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响应那个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吧,我们企业也是第一家,搞这个民营化。”

  让一家民营企业兼并一个国有企业,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国家投了那么多钱也没搞好的企业,交给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就能经营好吗?当时很多人都对这样的改革犹豫不决。碰巧除了刘建设以外,随州这家工厂的负责人和当时随州市的副市长都是77年的大学生,他们一拍即合,决定行不行先试试看。

  武汉博大集团随州避雷器厂总经理尹从天:“当时77级的学生,只要在那个企业当第一把手的,他可能就是比较倾向于当改革,所以从随州来讲,我们可能是自始至终站在改革的前端的,因为当时没有人敢搞,只有我们敢搞。”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当时我是77级的,国营企业的老总也是77级的,同时政府负责联姻副市长也是77级的,这样取得了三赢得去年,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在草签协议的时候,大家戏称77级工程,我们为此举杯。”

  为了改造这家工厂,刘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研发了新产品,开发了新的销售渠道,很快这家企业就有了起色。

  十年过去了,刘建设的公司如今已经发展成资金规模近十亿,下属十几家分公司的民营企业集团,涉足生物医疗、工业电器、乳品业等多个领域。对于企业家,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刘建设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现在我们国家最缺乏的不是资金,不是项目,而是把资金和项目结合在一起产业化市场化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企业家,最需要的就是现代企业家。我进行过宏观管理和理论研究,现在进行微观管理,厂长经理不等于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我给出的比较简单,就是激情,理性,加上市场阅历。激情包括使命感,目标,奉献精神。”

  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30年已经过去了,30年时间,除了回忆,还能沉淀出很多东西。1977年恢复的那场高考,之所以会被赋予那么多超越它本身的意义,成为一代人和整个国家的拐点,就是因为它和30年前的那场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透过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思考和经历,我们可以看到30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清晰路径:那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法制化,文化多元化,中国在变革与创新中走向和谐。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挫折与阵痛,但是我们欣喜的看到,发轫于30年前的那场改革依然在继续,并且在深入和深化。如果说过去三十年值得我们回忆和铭记的话,那么未来三十年,则更值得我们向往和期待。

  七七寄语:

  刘克崮:“能够经历社会最底层的生产生活的经历,对人生的思想磨炼,这个意志品质的磨炼我觉得是很有好处的。”

  海闻:“海阔天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你就是你可以有很大理想,但是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干事,所以这两个东西一看是矛盾的,但是非常一致。”

  李东生:“其实成功不成功,觉得在你的心中的。我记得有一个哲学家讲过一句话,说“天堂在你心中,地狱也在”,实际上说人成功,就幸福,这种感觉是你自己去体会的是吧,所以呢如果是你能够给自己订立一个,每一个阶段的目标你都能达到,你会觉得很满足,你会觉得很成功,你在精神上会很愉快,很幸福。”

  陈屹:“我觉得77级的人,他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他们有多么优秀,他们有多么多么聪明,而是他们的成功,是在一种精神,是在全国在当初一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就像在跑马拉松,没有人看到目标,而且非常迷惘的时候,这些人坚持下来,靠勇气坚持下来,然后跑到终点的。”

  本期主编:李洋

  编导:厉成功、周琰、李曼为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22:08

  重播:周日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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