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大包干

　　2008年1月16日上午9点，记者走进原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的家。年近82岁的他热情地接受了采访，而且一谈就是两个半小时。

　　抓了十多年土地工作

　　得出“大包干思想”

　　记者：菏泽的土地大包干最早是从东明县开始的，我看到有关材料，您是先下乡调查，然后晚上就召开县委常委会决定分地，这个分地的决定是偶然想到的还是您思考了很久的一个想法？

　　周振兴：这肯定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也不单纯是几个小时的会议就能想出来的决定，这和我十多年来抓土地工作所做的一些尝试有很大的关系。1961年，我在聊城地委任秘书长时，就在《聊城工作通讯》上发表过一些有关“借”地的文章，鉴于当时饿死人这种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就悄悄鼓励下级干部把地“借”给百姓，一户“借”给一分二分的地，虽然不多，但也让老百姓们填饱了肚子。

　　当我1977年底1978年初对菏泽一些农村进行调查时，内心震撼很大，特别是看到小井村张殿兴家的破败景象，当时我的泪就下来了。农民守着土地挨饿，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我相信让农民吃饱饭决不是罪过。所以当天晚上就召集东明县委班子开会，最后下定决心“分地”。

　　分地政策若有错

　　我周振兴一人扛

　　记者：作为地委的一把手，当初有这样一个决定，手下的人都支持你吗？

　　周振兴：不能用支持这个词，应该问他们是否反对，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分地”是上面坚决不允许的，那时人人自保，谁敢站出来说支持分地？只要不公然提出反对就是对我的支持了。

　　记者：那你又是怎么说服他们的呢？

　　周振兴：想说服他们就必须先把自己给推出去。1979年春节过后，我召集了区、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推出“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形式。会后我下令各县县委到地委复制录音带，然后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时间，700多万农民都集中到公社开大会，听录音广播。

　　我在会议上就明说了，我的讲话有录音，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

　　我当时是豁出去了！没办法，眼看着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我在那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也说了：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否则，这个地委书记我宁可不干！

　　车被砸了我不生气

　　那时欠群众的太多

　　记者：听说您在上世纪60年代下乡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曾经被砸过车窗？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周振兴：这个砸来的石块对我内心的触动非常大，我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已差到了极点，我们吃百姓的、喝百姓的，回过头来却去糟蹋百姓，百姓能不产生敌视心理吗？1959年到1960年是饿死人最多的时期，村里几乎天天有饿死的人。

　　新中国都成立了，而我们的百姓却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党的干部，车被砸，我内心不会感到气愤，只有愧疚，那些年，我们欠群众的太多了！

　　“小岗精神”“小井精神”

　　谁早谁晚并不重要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争议，菏泽小井村的土地改革要比安徽小岗村的土地改革时间还要早，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振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我首先摆明一种态度，现在回过头来再去争论土地改革谁早谁晚没有什么意义。1978年初，我在小井村调查后召开研讨会，为了解决小井村的困难局面，决定把一部分地分给村民，从而调动了村民的劳动积极性，接着便把小井的做法在东明县推广开来，“小井精神”就这样被叫了起来。

　　其实在“小井精神”之前，东明县的柳里村1977年就开始尝试着把地“借”给社员，但无论是小井村还是柳里村，在分地形式上还是有点隐蔽，而小岗村的村民则是直接按手印，搞出农村家庭承包制，这在农村改革上走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记者：您认为菏泽小井村和安徽小岗村两地土地改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周振兴：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在两地改革的环境和形式不一样。“小岗精神”说的是，1978年年末，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的“大包干”，一份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种改革是一个村的成功探索，而菏泽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说来得更加猛烈和悲壮，这可以说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2000多人的区、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正式推出“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当时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本报记者 高红日 鲁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