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大包干

　　□本报记者 鲁超国 高红日

　　1月12日上午9点，记者进了柳里村，才得知陈洪印并不在村里，而是在县城看守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电话联系上后，陈洪印连声说：马上想办法回村。

　　从陈洪印当支书开始，村民的日子是一年一个样

　　得知记者来了，很多村民都站在家门口看，李宝朋的老伴孟凤英则是一溜儿小跑追了上来：“你们应该多采访一下陈洪印，我们村多亏了他，他为村里干了不少实事，却从来不为自己着想。”

　　孟凤英和丈夫李宝朋育有四儿一女，文革期间，因为靠挣工分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夫妻俩无奈背井离乡，远赴河南四处乞讨。文革结束后，等他们返回家时却发现家里已是空无一物，无法正常生活。陈洪印得知情况后，又是送吃的，又是送用的，总算帮这一家人渡过了难关。

　　如今的孟凤英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村里仅有的几座楼房里就有两座是她儿子盖的，而陈洪印依然住着40年前盖的土坯房。

　　“这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支书，把地‘借’给了我们种。”孟凤英说，从1977年陈洪印当支书开始，日子是一年一个样。

　　急脾气帮他一次次带领村民冲破束缚

　　9点50分，我们正坐在村委办公室里和几位老人聊天，外面突然喧闹起来，紧接着，一位气喘吁吁的老汉出现在了门口。

　　这个人就是陈洪印。瘦长身材的他披着一件破旧的棉大衣，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一双厚厚的棉鞋底部沾满了泥雪。

　　“搭了辆小三轮要了我20块钱，太黑了。”陈洪印一进门就大嗓门喊起来。他接到我们的电话后，立即从30多里外的工地赶回来，下车后还没进家门就跑过来了。

　　真是个急脾气！然而就是这种急脾气帮助他一次次带领村民冲破束缚，从贫困的生活中挣扎着走了出来。“他见不得村民们受苦，否则就急得团团转，非逼着自己想出个解决的办法才行。”孟凤英说。

　　升官当了乡干部，却发现无用武之地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陈洪印成了乡里的红人，在他的带领下，村里各方面的工作在乡里都是前3名。因为他有思想，敢于创新改革，1983年5月，他被调到乡里任“工业办主任”，主抓工业。

　　升官应该是件好事，但是对陈洪印来说，他并不觉得是一件好事。

　　乡里的工业有砖窑厂、面粉厂等大大小小十多个企业，他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计件”、“提成”、“奖励”等措施，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来说，这些举措应该算是比较“时尚”的了，但是最终企业效益并没有上去。

　　原因是什么呢？陈洪印举了个例子：砖窑厂本来能挣钱，但是有上级领导来了，拉走一车砖不给钱，也没人敢向领导张口要。“这个领导拉一车，那个领导拉一车，砖窑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能挣钱才怪。”

　　而这一差事，他一干就是14年。1996年，乡镇企业全部被承包了出去，他也随之“下岗”了，而用他个人的话来说则是“解脱”了。

　　两次任村支书，两次集资改建村办学校

　　我们随陈洪印来到了柳里小学。在校园内，记者发现了一座高高的纪念碑，上面有4个大字“流芳百世”，背面有捐款村民的名字。在他任村支书期间，这所学校改造了两次，这座纪念碑就是在第二次改造时立起来的。

　　1981年，村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陈洪印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建学校。

　　当时村里学校的教室都已经成了危房，陈洪印组织村民把老房子拆掉凑料，上级又拨了5000多元钱，一共建起了12间带厦的混砖房子，安上了玻璃窗户。

　　1996年，陈洪印从乡工业办主任“下岗”，再次回到村里担任村支部书记。此时，村民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而1981年建的校舍又成了危房。

　　“我走之后，眼看着学校一年不如一年，心里真不是滋味。”陈洪印叹了口气。于是，他第二次当村支书后干的第一件事还是改建学校。他建议村里捐款建校，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一共捐了两万多元，又建了12间教室。

　　陈洪印告诉记者，为了跟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和步伐，他现在天天看报听广播。

　　“改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必须马不停蹄地往前跑。”他说，事实上，柳里村起步早，但是后劲不足，柳里跑得慢了，东明跑得慢了，菏泽也跑得慢了，也就渐渐地落后了，而落后的根本原因还是思想跑得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