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大包干

　　□文／片 鲁超国 高红日

　　见到记者时，陈洪印披着一件棉大衣，戴着一顶黑色的前盖帽，厚厚的破旧棉鞋上沾着雪。正是这个当时的柳里村党支部书记，在31年前发明了“借地”，第二年又发明了“口粮田”——一半土地“包产到组”，一半土地“包干到户”。在柳里村村委会，说起这个改变了他一生的“发明”，陈洪印记忆犹新。

　　五人开会决定

　　“借地”给农民

　　1977年春天，东明县沙窝公社柳里大队部。

　　夜深了，29岁的陈洪印用指甲拨了拨油灯芯，看了看另外的4个人，说：“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只有这一个办法。”陈洪印时任村支书，其他4个人分别是大队长郝道轩、副支书于明山、民兵连长屈庆祥（已逝）、妇联主任刘三服（已逝）。

　　“这个事情可是有危险。”年长的于明山和郝道轩叹着气说，他们曾经跟着陈洪印的父亲干治安主任和生产队长时因为分自留地，“文革”时就被批斗过……

　　陈洪印的父亲“文革”前曾是村里的支书，“文革”前曾经给村民分过自留地，乡亲们都能吃饱饭。父亲分地，以后挨批的时候，陈洪印还小，但是“自留地”在他心中却生了根。

　　1977年，上过高中的陈洪印也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看着一个个吃不饱的乡亲，陈洪印心里难过：难道让老百姓吃上饱饭也是错误？他开始有点迫不及待了：一定要让老百姓吃饱饭，即使挨批斗坐牢也值了。

　　于是，他召集村里的干部讨论，提出自己“借地”的想法，所以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你学历高，有水平，你说咋办就咋办吧，出了事情咱们一块担着。”最后，5个人讨论了3个晚上，于明山和郝道轩对陈洪印说，其他人也都表示赞成。

　　“要说我不害怕是假的。在那个年代，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被‘上纲上线’，更不要说做错事情了。”陈洪印对记者说，当时就是想试试，当时村里一共有3300多亩地，其中荒地和盐碱地就占了一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借”给社员。

　　最后，他们决定把村里700多亩荒地和盐碱地“借”给1500多名社员。

　　“晚上饿得睡不着了，就到自己那‘借’来的地上干活，那里面收上来的粮食可都是自己的。”郝道轩有着同样的感受。

　　1977年秋天，立竿见影，柳里村迎来了一个大丰收，本来不容易长庄稼的盐碱地，硬是长出了红高粱和红小豆，而且1亩地产出300多斤高粱。

　　大批出去逃荒的人闻讯回来了。

　　柳里村“借地”一年多后的1978年11月24日，在与山东南邻的安徽省凤阳小岗村，18名村民在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按下了著名的“手印”，开始分田到户。

　　一人一亩口粮田

　　不再吃返销粮

　　柳里村的人都尝到了“借”地的甜头。

　　1978年的冬天十分寒冷，但是寒冷里蛰伏着春天的气息。

　　1978年初，陈洪印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一半的“良田”每人分一亩作为“口粮田”，自种自收，不再吃国家的“返销粮”；另一半实行“按劳分配”。

　　这一举措，正式揭开了“分地到户”的序幕。

　　就在柳里村轰轰烈烈分地的时候，菏泽地委正在召开地、县、社三级会议，有人到菏泽地委门口张贴大字报，写着“老走资派被打倒了，新走资派站起来了”，并且还画着漫画，攻击陈洪印。

　　“但是后来也没有来追究我的责任。”陈洪印从中判断出了领导的态度。

　　这一年秋，每家每户的粮囤都是满满的，不再吃国家的“返销粮”。陈洪印回忆说，此前，柳里村每年几乎要吃国家30万斤的“返销粮”并分10万元的“救济款”。

　　你坐了牢

　　俺们给你送饭

　　1979年，柳里村全面实行了“包干到户”。

　　分地前，村里的350多户社员开了一个会议。陈洪印说：“这件事情上级没有指示，我听大家的，以后有什么事情，谁也别埋怨。”

　　村民纷纷赞同。

　　陈洪印说：“当年俺爹当书记的时候，因为分自留地挨过斗，以后你们可别斗我。”

　　社员们说：“你放心，你坐了牢俺们给你送饭去。”

　　分地时，很多“五保户”也坚持要地。按规定，当时五保户每年给360斤粮食和150元钱。当时67岁的张二双、70多岁的陈增路，不要粮食和钱，坚持要2亩地。

　　“那时候上级知道你们的这种做法吗？他们是什么态度？”记者问。

　　“他们能不知道吗？大字报都贴到菏泽地委门口去了。”陈洪印说，很明显，上级都是默许的。

　　时任东明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王锡璞说，那一年，不仅柳里，全县乃至整个菏泽地区都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分地”，社员们的生活好了，老太太们有意见了，说“现在有白面了，夏天天天擀凉面条擀得手脖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