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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禁猪令出台背后:GDP和治污的较量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8日15:12 南都周刊
东莞禁猪令 无处容身 的猪被赶到村边。 在长州,猪场老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猪棚被巨大的机器拆除。 本版摄影 梁清 养殖场被拆,场主的家具都搬到了路边。 2008是最后一年,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最后的一批猪场就要被彻底扫地出门。偌大东莞为何竟容不下一头猪?东莞市政府称,禁猪的首要原因是东莞环境容量日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的污染之重。然而不难理解,“禁猪令”的深层次原因还有GDP的追求。东莞不是畜牧业的东莞,它早已是制造业的东莞。这里绵延不绝的工业厂房,一点点地蚕食农田、鱼塘、猪场,源源不断地把“Made in China”的产品以令人惊叹的廉价运往整个世界,在创造着每年几千亿元的GDP的同时,也扔下不计其数未经处理的污染物。面对国家和广东省下达的“十一五”环保硬指标,东莞将治污的手术刀指向了日薄西山的养猪业。在这篇报道里,本报记者试图理解在GDP和治污之间,一个城市的取舍之术。 见习记者 华璐 东莞报道 东莞禁猪令 2007年11月26日召开的第32次东莞市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东莞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仍进行生猪养殖活动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直至猪场彻底消失。 这是近年来第三次,也是最坚决的一次“禁猪令”。在此之前,东莞曾进行过两次养猪场大转移行动。 2002年,吹响“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号角的东莞,个体猪场大规模外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从未有过。2005年,开始第二次大转移——多数国营或股份制的养猪场也和2002年的个体猪农一样外迁。猪场外迁的目的地主要是惠州、博罗、韶关、河源等地。到2006年,东莞养猪场外迁占到90%左右。 “只剩90天!”2008年的元旦,东莞猪农常大安掰着指头算着最后的日子。90天之后的3月30日,是政府为猪场清拆定下的“死”期限。这个没有名字的猪场,他陪伴着它快有10年了。 常大安的猪场坐落在一块被唤作“长洲”的椭圆形腹地上。此处阡陌交通,家猪、鸡鸭、波尔多羊和平共处,黄狗是忠实的看护。田里种着菜心、空心菜,偶有几株甘蔗,走近一点甚至能闻到水芹的湿气。猪农们说,这里曾经是东莞最大的家猪养殖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洲”所代表的地域范围以惊人的速度一圈圈缩小。而每失去一圈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猪农放弃了猪场和鱼塘,即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不情愿的。 一辆接一辆泥头车从田间小道勉强通过,开往长洲外延的建筑工地。扬起的尘土遮挡了前方两米的视线,几乎让人窒息。东江、道窖河将平原包围,里面滞留的是黑臭的淤泥。河岸边,两架鲜黄色的巨型挖土机在龇牙咧嘴地工作。燃烧塑胶产生的黑烟直冲天际,烟雾中,是四周变了形的厂房、别墅和影影绰绰的南阁大桥。 在经历2007年底的强制清拆后,道滘镇南丫村长洲仅余的12家猪场在城市的包围下苟延残喘,等待着被东莞扫地出门的命运。 禁猪令 “举例来说,买只80斤的猪婆(母猪),加上运费花了我1350元。买回来之后要养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再花接近一个月时间配种,怀孕是114天。生下猪崽要养到220斤至270斤之间才能拿去买,这又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 常大安52岁,是南丫村的老养猪户,黑实,说话中气十足。凭着近10年的养猪经验,一头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他闭着眼睛也能流利地背出来。 但现在,夕阳将这位身高1.8米的男子黑红的方脸染成蜜糖色,却掩不住他苦涩的表情。他手里紧紧地攒着一张通告,标题是“清拆通知”。 “3月30日要全部清掉,怎么清?要来就来,弄个机器挖个洞把500头猪活埋算了。”他赌气似地说。 2007年12月4日,东莞市清理畜禽养殖业污染工作会议上发出了“禁猪令”——东莞将分四步停止养猪业发展:从现在起到12月15日,对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核查,实行统一管理;今年年底前对所有非暂缓清理的养猪场进行彻底清理;2009年1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停止所有生猪养殖活动。 这并不是东莞第一道“禁猪令”。2005年,随着东莞“五年见新城”的城市化进程向纵深推进,东莞整治包括养殖业在内的“四清理”开始了。历时一年的“四清理”,共清理养猪场14673个、生猪199.2万头。 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绍东对媒体表示,本次禁猪是2005年“四清理”的延续。区别在于,2005年暂缓保留了部分养猪场,而此次是彻底的“清理干净”。 常大安对2005年的“四清理”记忆犹新。“当时镇上大约有三十多家(养猪户),但只清掉了两家,因为他们靠近高速公路,影响形象。”当时在摩托车上看着推土机将别人的猪场夷为平地,常大安此时只觉得新奇,没想到同样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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