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涨”中的民生

　　本刊记者/刘爽

　　2007年，在房价、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政府正努力着手解决以往改革带来的成本问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承担起政府对于民众的福利责任。

　　在评选年度最热词汇时，不少媒体不约而同地将这个桂冠给予了“涨”这个字。它最能代表2007年的特质：GDP大涨，房价也大涨；股票大涨，利率也大涨；肉价大涨，油价也大涨。在一片“涨”声中，多项保障民生及宏观调控的举措出台。

　　“牛”气冲天

　　2007年，在办公室里，最热的话题还是股票和基金。

　　上证综合指数从年初的不到3000点，在十七大开幕的次日摸高到6124点，可谓“牛”气冲天。随着股指不断走高，人们的投资意识空前高涨，股票账户和基金账户急剧增加，炒股、炒基金成为2007年的全民运动。

　　一片喧嚣中，公务员不安心办公，教授不好好讲课，大批菜鸟涌入股市。媒体树立了一个个致富榜样：有些人赚够了一生的钱，他们可以提前退休了。理财杂志宣称：“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专家们在激烈地争论着中国股市是否存在牛市泡沫，以及泡沫有多大。可心急的股民和基民顾不了这么多，“跑不赢刘翔，但你不能跑不赢CPI”。在一个个股市暴富神话的鼓舞下，相当多股民坚信自己将会只赚不赔，他们不但是“赶着牛跑”，甚至恨不得像那位在华尔街照相的中国游客那样骑到牛背上，揪着牛头跑。

　　股市的零和游戏特征注定了赢家为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最后会两手空空。有关权威媒体所做的调查显示，即使在如此火暴的牛市行情下，还有约70%的股民没有赚到钱。考虑到许多人把自己用于养老、看病的钱也投入股市了，政府和民众都在担心：股市一旦崩盘，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涨”声中的回归

　　2007年的年底，北京一家电视媒体所做的一个调查节目让不少人感慨万千。在这个“百万搜房记”的节目中，记者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你用100万元，已经无法在北京市区买到两居室的商品房了，如果你还不死心，可以考虑到远离市区的大兴、通州等郊区县区试一试，在那里，100万元还是可以买个像样的商品房。

　　2007年，房子的价格跑得一点不比股票慢，像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不少楼盘的价格在一年之内翻了番。更让人忧虑的是，房价暴涨的趋势从原来的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面对疯涨的楼价，怀有买房梦想的人陷入了焦虑。

　　2007年“两会”期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再表态：“控制房价，我的底气是很足的。”数月后，广东省统计局公布报告称：广州市2007年上半年商品房价格增长25.8%。事实告诉人们：在广州房价问题上，市长被市场“将了一军”。受访者在接受相关调查时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缺乏调控的积极性、开发商过于暴利、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这三方面因素，是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明显加大。同样在这个年末，随着媒体“广州楼盘打折促销”、“深圳房市遭遇寒冬”这样的报道出现，专家、公众、媒体纷纷猜测房价上涨是否真的出现拐点，有房者以及无房者均在街头巷尾讨论不休，房价拐点成为岁末最重要的话题。

　　在目前的房价下，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省吃俭用一辈子还是买不起住房。在中国经历了10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人们认识到：靠市场化不能完全解决国民的住房问题，政府终于又重拾一度被丢弃的住房保障责任。

　　2007年8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按照时间表，2007年年底前，所有设区城市要对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保家庭基本做到应保尽保；2008年年底前，所有县城要基本做到应保尽保；2010年年底，全国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都将纳入廉租房制度的保障范围。于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各地政府纷纷制定自己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供给计划陆续推出。

　　那些在公众视野中形象不佳的房地产商们大概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疯狂，导致房价失控，政府在无奈之下只好另辟蹊径，开始重新全面梳理房地产调控政策，从笼统的调控到按照属性明确划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房地产调控的新逻辑正日趋明朗。

　　住房问题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2007年是中国住房制度的变革年，是10年市场化改革之后住房保障制度的回归年。

　　这个时候，人们想起了任志强。正是这个饱受非议的开发商，很早就告诫人们：不要把解决住房问题的责任交给开发商，因为那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开发商可以只给富人盖房子。这一言论，在当时曾引起众怒。

　　“CPI”进入民众视野

　　在2007年以前，老百姓只知道GDP，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个CPI。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绝对是个只有圈内人士才关注的专业名词。但因为猪年之中猪肉价格的一路飞奔，并引发食品价格的连锁反应，CPI成为2007年普及率最高的词汇。

　　从2007年3月起，每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CPI等统计数据的日子，媒体和公众都万分关注，CPI的涨跌，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百姓会算计自己的腰包又瘪了多少，股市会否因此波动，央行会否据此决定加息。

　　从2007年8月起，CPI每月涨幅连续超过6%，11月更是高达6.9%，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中国正进入通胀上升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在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公众对猪肉、食品价格上涨的承受力显然是不一样的，受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2007年11月10日，数千名低收入者为了抢购每桶优惠11.5元的食用油，涌入重庆一座家乐福超市，结果发生踩踏惨剧，3人死亡，31人受伤。

　　对于居高不下的CPI指数，有关部门和一些专家一直强调，当前的价格上涨是结构性上涨，并不是价格全面上涨的严重通货膨胀，在供需杠杆的调节影响下，涨价趋势必然会走到拐点。

　　“涨”声中的民生脉搏

　　2007年，在房价、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政府正努力着手解决以往改革带来的成本问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承担起政府对于民众的福利责任。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一年来影响民生的大事，从这些民生变化，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中国民生发展的脉搏。

　　2007年，中国1.5亿农村孩子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终于“实至名归”。受此政策影响，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普遍减轻。与此同时，政府还启动了免费师范生教育计划，并增加财政拨款140多亿元完善国家助学体系，部分地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难题。 2007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亿多城镇居民将因此受惠。这一制度主要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看病就医问题。在此之前，我国曾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我国将初步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2007年，我国开始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已有近3000万农民被纳入低保，城乡一体化再次提速。

　　2007年，我国开始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显然，经过近30年的市场化变革，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成本分担和补偿利益受损群体问题在社会矛盾中日益突出。引人瞩目的是，“十七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