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认为和中国人打交道复杂

　　隔膜　“麻烦，真麻烦！”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到中国来，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愿做“巧克力”的生意，他们不喜欢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计较的坏毛病，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或“听不懂外语”为由拒载；也有人无所谓，“搭谁不是做生意？”

　　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D&G的牛仔裤、Adidas的鞋子、Gucci的高跟鞋、LV的挎包、Chanel的钱夹、Armani的内裤。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2004年，中非服装贸易额到达历史高峰，在迦南、天秀等两座老牌贸易城附近，一座座贸易城春笋般冒起。迦南外贸服装城经理江钢龙称，迦南2007年的贸易总额在7000万元以上。

　　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他的“朋友”却并不领情，有人拨通手机，故意煲起电话粥；有人则不耐烦地摆摆手，中英文一并用上：“不买东西，就Go，快点Go！”

　　友谊似乎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碰上一些认识的服装商，Cote与他们相互击掌，指头迅速扭转一圈，打出一记响指，再用家乡话聊上一阵。像Cote这样单独行动的并不多，他们多是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

　　在一个摊位上，Cote听说他看中的裤子要20元钱一条，猛地将裤子砸到摊主头上，愤愤地责问，“怎么那么贵？！”然后拂袖而去。惊呆的摊主回过神来后，冲着Cote粗壮的背影，张了张口，又改用粤语啐了一句：痴线黑佬！(精神病)

　　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500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他边向记者解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店主处理包装。每每发现有夹纸还未取出，他一个箭步上前抽出来，嚷嚷，“我买你那么多东西，热情点好不好？”店主白了白眼，嘟囔道，“麻烦！”

　　类似的不快，每天都会在中非贸易城上演，有时甚至会惊动110。迦南贸易城一位姓宋的保安说，真不明白，有的人那么穷，还那么嚣张！

　　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200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黑人了。一位摊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语练好。

　　Cote号称在中国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寂寞　“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Clem不爱听关于中国的“坏话”。每当听朋友们抱怨中国签证难拿、中国人不讲诚信时，Clem总一声不吭。惟一让他认同的观点是，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他喜欢到“小王国”外遛达。城中村之外的广州，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模样。每次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铁，他都让会说些中文的好友代劳买票，自己则站在旁边瞅着。看到地铁票从自动售票机中吐出来，他总小声嘀咕，“其实也不难嘛。”可好友鼓动他自己试一试时，他看看四周投来的好奇目光，又一溜烟地逃到边上去了。

　　“呆的时间长了，会说中文了，我会交到中国朋友的。”Clem总是这样安慰自己。他觉得问题在于语言不通和自己内向的性格，“我会尝试改变。”

　　不过，每次听到Clem对中国毫无保留的称赞，Williams常常会打断他的话，冷冷地说，“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中国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只是语言的问题！”

　　25岁的Williams是 Clem同龄的老乡，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个精力过剩的年轻人。闲时，Williams会打开音响，跟着摇滚乐跳劲舞，边朝记者打个响指，“我承认，中国很多地方比尼日利亚强，但是音乐，你们只能模仿我们！”有客人来了，他便麻利地关掉音响，摘下墨镜，开始工作。“我忙，你不要跟我说话，”他指挥着记者，“但是你可以给我拍照，多换几个角度！”

　　Williams一年前来到中国，在宇航大厦开了一家发廊。发廊从壁纸、沙发到高脚椅，清一色的艳红。他的顾客，清一色的黑人。“中国的发廊，不了解非洲的发型，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他颇为得意地说。尽管他的“设计”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非洲人特别信任、依赖老乡，彼此间以‘兄弟姐妹’相称。”陶瓷大厦物管公司经理陈良仁告诉记者，每个非洲人开的商店，都会成为据点，吸引大批同乡，为大厦的其他店铺增加了客源。他们为此降低了非洲人的门面租金。

　　和候鸟般频繁往来的Cote不同，Williams和许多有经济基础的非洲人一样怀着“中国梦”。他们希望经过四五年的奋斗，在中国开一间公司或贸易中介办事处，在日益繁荣的中非贸易中获取丰厚的中介佣金。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目前常驻广州(6个月以上)的非洲人达2万余人。

　　不过像Clem一样，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一次与一名中国小女孩交谈并合了影，他还把相片洗出来，夹在钱包里。他还参加了一支非洲业余球队，不定期到天河体育馆，与中国业余球队打比赛。

　　“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这个观点，在他的朋友圈里得到高度认同。

　　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

　　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多练习几句中文。”Williams耸耸肩，“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他问记者，没等回答，呵呵干笑了几声，“无所谓。”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越看越觉得这个他所生活的国家陌生，“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你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他向Clem嚷嚷，“你爱中国，可你了解它多少？你知道这些吗？你能接受吗？”

　　他似乎忘记了此前曾否认自己追过中国女孩，冲记者做出一副夸张的表情，“幸好，我没有泡到中国女孩！”

　　“他们当然追不到中国女孩。”23岁的小李提起这话题，又气又好笑，她觉得“和他们做普通朋友还行，谈恋爱太不靠谱，还会被朋友笑话。”在她看来，许多非洲青年将搭讪女孩作为打发时光与排遣寂寞的娱乐，被拒绝后，转身即向其他女子示爱。

　　在迦南贸易城陪Cote进货时，记者被他不断提问，“你有几个男朋友？”“只有一个？为什么不多交几个？”临别前，他很绅士地发出邀请，“今天能和你共进晚餐吗？去我住的地方吧，我可以为你做好吃的非洲菜。”遭拒后，他无奈地摊开双手，“为什么中国女孩总是那么难约？”

　　经过中国电视剧的“熏陶”，Williams有些明白了求爱失败的原因，“中国女孩也许是害羞，喜欢爱情慢慢到来。”但他的猜测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同在天秀做业务员的女孩王佳(化名)曾经忍无可忍地冲一名锲而不舍的求爱者喊叫：“离我远点，你等一百年我都不会做你女朋友！”

　　2007年平安夜，单身汉Williams约Clem去泡吧，被拒绝了。这个喜欢安静的内向男孩，拿出新买的电话卡，给远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父母打电话，“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我的新年愿望，是在广州开一家服装公司！”

　　而Williams拿起外套，甩门而出。凌晨一点，他一个人来到环市东路的大篷车酒吧。那里放着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黑人兄弟戴着圣诞帽，扎堆喝酒、跳舞、大声地说笑。

　　圣诞节下午，刚从酒精中苏醒过来的Williams给记者打电话，“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