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思想＝？

　　翟崑

　　2007年，我不断地受到这个问题的刺激。年底，我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余万里副教授参加了一个以北大学生为 主的辩论，主题是中国人是否应该对奥斯卡和诺贝尔奖敏感。我认为应该敏感，他认为不应该，北大多数学生也认为不应该。 孤立之中，我反思一下，这大概与我的亚洲情结有点关系。我觉得，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应该敏感 于能否获得所谓西方世界的奖项，直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或者我们改变了原有的，或者我们真正地平等了，或者……

　　平等了吗？显然没有。比如说，我同时跟踪国内的很多家财经媒体，但说实话，能把亚洲经济搞得比较清楚的评论员 (记者)极其罕见，《21世纪经济报道》的唐学鹏是凤毛麟角。几篇关于东南亚经济发展、亚洲债券、东盟共同体的评论读 下来，我就毫不犹豫地主动认识了他。他说，“中国人都知道亚洲经济在崛起，但大家又都不去主动深研亚洲经济，这不是很 好笑吗？”此后，我经常看他的博客。我是他的粉丝。

　　我还是许知远的粉丝。许知远目前兼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络版的专栏作者。在我看来，他有望成为中国的托玛 斯·弗里德曼。他很年轻，但他更年轻时的《思想的历险》、《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意识》、《我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以及 现在的《中国纪事》，都曾打动我。他的思想看似在自我—中国—世界之间左冲右突，他的才华，他的矛盾，是古往今来的思 想者气质在20世纪70年代人身上的映照。他最近的一段话又激起我想赞美一下的冲动：

　　“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吗？那时，我厌倦了持续四年的 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 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那真是充满快感的写作，却也常常不知所云。有时，我还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 生活失去了感受。某种焦虑也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 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我自己的声音。”

　　许知远为《金融时报》中文网络版供文，是对的。他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种声音。他上面的感叹很好地回应了 《金融时报》的两篇文章：一则是2006年9月5日的《亚洲智库不少，思想不多》，作者是容凯尔(GuydeJonquieres) ；一则是2007年12月17日的《亚洲要仗义执言，否则西方就会把你淹没》，作者是“全球明天协会”创始人兼总裁钱 德兰·奈尔。

　　前者的观点是亚洲智库不少但思想不多。作者说，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加，但无论是经济学、商业、社会政策， 还是国际关系，都缺乏最具启发性的研究，尽管亚洲不缺脑力人才或自封的智库，但大部分产生的是乏味的成果或者官方的宣 传。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对文化教育程度的自卑感，也有对商业关系受损的担心，当然也有英语一统天下的影 响。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院长纪梭，这位亚洲的思想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后者的观点是，亚洲需要真正的思想家，以突破西方对亚洲的偏颇解读。他解释说，西方的观点和偏见塑造了全世界 对亚洲复兴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不但狭隘，而且可能很危险。故而亚洲需要真正的思想领袖和声音，以对西方智库的亚洲看 法起到平衡作用。亚洲的商界领袖和知识分子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观点，但在全球论坛上却很少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原因在 于：亚洲具有顺从权威及现存秩序的传统，充满活力的探究精神不足；亚洲缺乏可以制定共同解决方案的共有机构和论坛，不 能有效应对日益跨越国界的存在于卫生、移民、运输和环境等诸多领域的挑战；最重要的，即当局对智库的观点重视不够，往 往对论证有力、基于事实的批评建议置若罔闻。

　　他还提供了解决方案：亚洲的商界领袖必须担负起责任，为智库和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亚洲各国政府应当向独立的教 育机构和智库提供更大支持，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应当更加坚定，必须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亚洲媒体应当努力说服世界：倾 听来自亚洲的声音可以增进全球谅解与繁荣，并由此影响亚洲乃至整个世界。

　　我在受到上述刺激之后的反应，就是将在新的一年里在这个专栏中写11篇有关亚洲思想的小文章。期待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