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桢：应该表扬木易

　　本期主持人：

　　亓昕

　　编者按：在今天，“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意义体现在哪里？公务员该怎样在工作中感受和创造快乐？为什么我体会不到“为人民服务”的快乐？(四)

　　应该表扬木易

　　——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

　　采 访／宗 君

　　记者：我们的读者木易在来信中表达了一种也许相对普遍的困惑，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陆士桢：首先我要表扬木易先生，他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他的疑惑鲜明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们道德自觉性的本质越来越突出。所谓“道德自觉性”，是指道德不再是社会强制性的外在压力下的行为，而是建立在个体自觉性基础上的追求。正是因为木易没有把“为人民服务”看作道德口号，而是自觉地将其与内心的快乐感受联系起来，才会有这样的困惑。道德自觉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将来发展的趋势。

　　记者：“道德自觉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陆士桢：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改变了一元化的、强制性的道德“桎梏”。过去有人“学雷锋”是缘于大家都学你不学的压力，有时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肯定。受助人的需要反而退到了这些原因之后。“学雷锋”看重的不是受助人的需要，而是这种行为的象征意义。为了“学雷锋”，老太太原本没想过马路，两个少先队员愣把她架过马路去了。要不要过马路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帮老太太过马路这一行为。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例子。道德行为往往是外在因素起作用的结果。道德自觉性指引下的行为与此有很大差异。举个例子，收入微薄的打工仔看到街头为患白血病小孩募捐，他放5块钱就走了。这一举动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它非常真实，回归到了道德真实、自觉的本质上。这是今天人们道德行为的根源。此刻，道德行为与内心体验联系起来了，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记者：听说您也有过当公务员的经历，您对“为人民服务”的体会是怎样的？

　　陆士桢：当时我负责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共青团工作。经过调研，我发现中专学校并没有专门的团组织，他们都接受厂矿团委的指导。后来，团中央和教育部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不仅从青年工人，更是从青年学生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团的工作。当时经历了种种困难。但我确实很高兴，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感觉公务员既有宏观的视角，又有某种综合协调的优势，可以大有作为。按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公务员工作满足了人们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人最高的需求，当然可以视为最大的快乐。

　　记者：但现在有些人却对它的意义产生怀疑，认为它过时了，要多学学西方？

　　陆士桢：我不赞成这种看法。“为人民服务”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

　　国外许多国家无非也是通过立法和教育监督强调公务员的“服务”意识。比如英国政府提出了“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精辟地概括了现代政府的服务理念，完全可与国际接轨。

　　当然，随着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很有必要。另外，切不可标签化，动不动就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要让人们在贡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体会到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快乐。这才是回归“为人民服务”快乐的本质。

　　记者：那在如今这个社会里，“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意义如何体现？

　　陆士桢：过去，我们将其看作一个高屋建瓴的道德情操。今天，这个宽泛的理想信念、抽象的道德口号越来越突出地落实到社会个体的生活细节之中，体现在为公众所做的一件件实事上面。一杯茶水、一声问候、一抹微笑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直接体现。“以人为本”或许是“为人民服务”最好的时代注解。

　　新时期，“为人民服务”一定是更情感化、更人性化、更密切地与个人情感体验结合起来的。所以，像木易这样的年轻公务员需要在不断体验、不断积累、不断升华的过程中体会快乐。人生从来不缺乏快乐，或许是我们缺乏在点滴小事中感受快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