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过年蒸的馍能吃一个月

　　如今过年，从鸡鸭鱼肉、米面蛋奶，到八方鲜果、四季蔬菜，可谓应有尽有、丰富多彩。作为一日三餐少不了的当家主食——馍，也悄然退居二线了。但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郑州郊区农村过年期间，除了萝卜、白菜、葱三大件副食外，当家的主食品便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馍了。

　　记得我家过年，蒸馍是年前准备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主旋律”。按郑州地区的年俗说“二十九，蒸馒头”，我家奶奶和母亲，腊月二十七就开始备面、发面、垒灶台。灶台垒在与厨房邻近的地方。二十八下午，要用柴火在灶膛里烧一阵子，一是要起到烘干的作用，二是看灶台着火旺不旺。二十九的五更天时，奶奶和母亲就下厨操作了。我有时也帮忙烧火。蒸馍时，用的是铁笼，有四层笼箅，一笼能蒸出一竹篮的馍。那时候蒸馍，开始蒸的全是粗面馍，这其中有红薯面馍、玉米面馍、杂面馍、高粱面馍等。馍的样式有馒头（上尖下圆）、糕子（长方形）、花卷、包子（馅有柿子皮、豆渣、萝卜、白菜、粉条等）、包皮馍（外边一层用白面，里面裹的是黑面）等。这类馍要蒸上十几锅。到了下午4点多，才要蒸上几锅白馍（我们称之为“好面馍”）。白馍的样式有小馒头（作供品用）、大馒头、大油糕（一个有半斤多重，走亲戚用）、小糕子（供自家吃）以及精心炮制的造型不同的花枣糕（供放在堂屋牌位前的玉皇案上）。这些馍蒸下来，便到夜里10点多了。馍蒸好后要晾在一个屋子里，堆成一个小山似的。我们全家看着这些能吃上近一个月的馍，脸上都绽开了笑容。奶奶和母亲虽然累得腰酸腿疼，但心里踏实了，也是喜滋滋地看来看去。按当时郑州农村的年俗，正月初五以前，有不和面、不蒸馍的讲究。现在想起来，过年了，大人小孩都放假快乐几天，忙了一年的家庭主妇（她们大多是在家做饭的）也要轻松几天，过过年，串串门子，所以，把馍蒸足备好，也是情理之中的举措了。

　　再说吃馍。我家情况是从大年三十（除夕那天）到初五（也叫破五）都吃白馍，从初六到二月二（龙抬头）这一段时间，除了正月十五（中原人俗称小年）、十六（俗称游六）和十九（俗称年封口），全家都吃白馍外，其余日子则是吃已蒸好的粗面馍了。那时候家里小麦少，自然蒸的白馍也少了。奶奶为了计划着白馍的用途，到了初六之后，就把白馍储放在一个大水缸里（起降温和保鲜作用），上面用一个大拍子（即用玉米穗的外叶辫成的圆形坐垫）盖住，放在里间，小孩子也不能随便拿着吃。那时走亲访友没有什么礼品可带，白面馍就是最好的礼物。按普通规矩，一般亲戚拿16个馍，新亲戚（即儿女新婚的亲戚）拿18个馍。因盛馍的竹篮容量有限，这些数量的馍放进去，便显得满当当的，上面用一块白布方巾一裹，就显得既厚道又大方了。我为了能多吃上几次白馍，就经常要求跟大人去串亲戚，这样一来，正月十五以前，便基本上天天都有白馍吃了。

　　到了正月十九“年封口”的这一天，奶奶便会把家里剩存的馍全部拿出来。这些为数不多的白馍，有的是“飞了”（串亲戚时拿来拿去被风吹干而裂着大口的），有的已经发霉了，奶奶就让在大蒸笼上馏一馏，按人头一分就皆大欢喜了。不过吃白馍的机会还有最后一次，即到了“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我家堂屋玉皇案上供奉祖先和天地全神的几块花枣糕，在焚香和放鞭炮之后，就会被奶奶从案子上撤下来。这几块枣糕虽没有发霉，但早已放“飞了”。中间嵌的红枣已被我们几个小孩子早早地偷着从馍上抠了下来，只剩下寥寥几个。撤下之后，奶奶就把枣糕掰开分成几份，让我和几个小同辈吃了。

　　在那个年代，虽说过年时白馍没能吃过瘾，但其他一些粗面馍还是比较充足的。我记得开学之后，妈妈常给我兜里塞个大黄面馍，那馍的味道越吃越甜，还比较耐吃，周围的几个小伙伴非常羡慕我。出了正月，便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了，家里的粗面馍也常常断档，当家的主食便是红薯和菜窝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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