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提高赔偿标准

　　更有极端案例，2007年1月19日，有一名10岁女孩被火车撞死，铁道部门仅赔偿600元。处理此次事故的相关负责人称，按照规定只能赔偿300元，赔偿依据是国务院1979年的178号文件《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规定》明确指出：“死亡者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由铁路部门酌情给予80~150元火葬费或埋葬费，还可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100~150元，伤者住院期间吃饭所需粮票须由本人交纳。”

　　“法律应该给中国公民生命一个更公平的定价。”郝俊波说，“如果公民被自己的法律贴上了廉价的标签，他们肯定不会尊重这样的法律。比如现在的矿难，一个生命只值20万元，而那些煤老板一天的利润可能就有十几万元，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对生命的不重视，导致矿难、事故频繁发生。”

　　呼吁提高赔偿标准

　　其实，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而珍贵的，因此不可能通过货币化的方式对人进行定价。但在很多时候，无价的生命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定价，才能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否则就是对生命的一种轻视”。因此，郝俊波等一批法律界人士致力于影响当前的司法政策，提高死亡赔偿金标准。

　　郝俊波认为，死亡赔偿金应该不低于200万元，家属的精神和情感伤害赔偿应不低于100万元。“假如发生矿难，矿主对每个遇难矿工赔偿200万元，就不会有那么多矿难了。假如中国的假药制造者最终面临像默克那样的巨额赔偿，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猖狂！”

　　郝俊波的目标是，从航空这种高度危险和高额利润的行业开始，最终全面提高公民的死亡赔偿标准。“因为高风险，所以更需要认真控制，争取将事故降到最低点；而因为利润高，所以这些责任人有能力赔偿，也只有巨额赔偿，才能触动这些高利润企业，因为赔偿少了，他们根本不在乎。”

　　有人担心赔偿标准制定得太高不符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会导致许多人赔不起，最终令法律形同虚设。郝俊波告诉记者，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要先从高风险、高利润行业的人身伤害案突破，提高生命赔偿金额。从他代理案件的实践来看，300万元的赔偿对航空公司来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而事实上，这个赔偿一般由保险公司赔付。

　　郝俊波告诉记者，他代理的包头空难案本来是很有希望使遇难者家属获得高额赔偿的，但因为中国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太低，最终使对方签订协议后又毁约。2006年11月6日与东航、通用电气及庞巴迪曾签署书面协议，它们同意赔偿32个家庭共计1175万美元，平均每位死者的赔偿约合300万元人民币，但一拖再拖，拒绝履行协议，郝俊波代表32名空难家属向北京市二中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三方兑现赔偿调解协议。但法院至今没有立案，也未告知不立案的理由。目前，他们正在准备申请美国法院重新审理。

　　郝俊波告诉记者，自他代表包头空难家属索赔以来，每天都会收到很多邮件，咨询各种损害赔偿事宜。“他们都认为中国的法律保护不力，问我能否把他们的官司拿到外国去打。”

　　郝俊波向记者透露，他最近准备代表包头空难家属和他本人，向有关部门呼吁修改死亡赔偿标准。

　　本报北京1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