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自传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四

　　如果说，章含之走进章家，是她第一次改变命运。那么，她人生道路上第二次改变命运是因为毛泽东。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大寿。那天办了两桌家宴，除了家属之外，只请了四位湖南同乡作陪，有幸被邀的四位老人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毛泽东事先关照每位可以有一个子女陪同。王季范带了他孙女王海容。王海容因为与毛泽东有一层亲属关系而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她的一次谈话在“文革”中流传出来，一下子使她名声遐迩。

　　章含之也是这一天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听说她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便请她到中南海来教他学英语，并戏称她“章老师”。从此，“章老师”这三个字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她不只是大学里一位普通教师，而是一国之领袖毛泽东的私人教师，能够出入中南海。

　　我问过章含之，毛泽东是否真的想学英语。她说：当初以为是，现在想来，其实毛泽东是想借此休息。而且她发觉，她去中南海的那一年多，毛泽东很空闲，有闲心与她聊天。后来才知道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所谓“大权旁落”的时期。章含之有次还告诉我，毛泽东曾想带她去外地，住在他的专列上，她教毛泽东英语，毛泽东给她讲历史。这个计划如此诱人，使章含之非常激动地期盼着这一天。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成行，而且毛泽东也停止了英语学习。因为，与政治对手的斗争，使毛泽东再也没有这份闲心了。

　　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章含之，在“文革”中，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发配到农村干校去受劳动的惩罚。毛泽东一纸命令，把章含之从农村调回北京，进了外交部，后来又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和主管一个地区的外交官。

　　那年代没有歌星、影星和体育明星，电影是唯一的消遣，少得可怜的几部电影放映之前都放伟大领袖接见外宾的新闻片，经常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镜的章含之因为她的美丽和风度格外引人注目，那一代人的记忆一直保存到现在。当《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后，我陪章老师到各地去签名售书，所到之处，读者欢迎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意料，在全国书展上，章含之面前排队等她签名的人最多，远远超过畅销书作家。

　　五

　　毛泽东没有想到，她把章含之调入外交部后，使章含之在人生道路上第三次改变命运的是另一位男人乔冠华。

　　乔冠华是中共党内才子，当年与胡乔木有“南北二乔”之称。他年轻时初露锋芒是二次大战时在香港写时评，当马其诺决战尚未见分晓时，他便预言“巴黎将于三日后不战而降”。毛泽东在延安看到他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高度称赞这篇文章“可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器重他的才华。但因为他不是老红军老八路出身，一直在党内受到排挤，连周恩来想提拔他都阻力重重。他的外交才华得到发挥还是在中美谈判时，他与基辛格棋逢对手。继而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谈笑风生，纵横捭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在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年代，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权威受到一段生死恋情的挑战。毛泽东似乎知道了章含之进入外交部后与乔冠华的恋情，显然，他并不喜欢这种关系。他亲自提名章含之任中国第一位女大使出使加拿大。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年代，又是恩宠有加的栽培提拔，以及共和国第一位女大使的荣耀，对章含之的爱情确实是个考验。乔冠华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他知道“君命难违”的古训。但章含之却表现出女性少有的理智与勇气，他对乔冠华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部长，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这都是身外之物。”章含之冒着失宠的危险，选择了爱情，也选择了她后半生坎坷的命运。

　　我常常听到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说章含之是贪图乔冠华的名声和地位，但他们并不知道章含之是冒着多大的压力作出自己的选择。而章含之知道这“抗命”的代价。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批示批判乔冠华。乔冠华是他一生中决定批判的最后一个人。自然，这其中有许多政治上的复杂因素，但章含之隐隐约约有种感觉，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当年的叛逆有点关系。

　　章含之多次很感慨地对我说，她与乔冠华十年风雨情，只有两年是充满阳光和欢乐的，其余八年，她陪着老乔受尽磨难，一直到老乔含冤去世。

　　乔冠华的离去，几乎使她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她对我说，她几次想到死，她多少次在上海黄浦江畔徘徊。她说她失去了一切，以后又失去了她唯一的财产——她的爱，她最亲爱的人。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

　　她后来写道：“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她的心已死了，但她还有一股气。这股气支撑她活下来。

　　我第一次推开大红门见到她时，乔冠华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笼罩在乔冠华的阴影里。我不仅为她对乔冠华的真情所打动，而且感觉到一股比这真情更深沉、更强烈、更无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为乔冠华讨回公道，要还自己一生的清白。

　　这种精神力量支持着她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的她手中已经没有任何“武器”，唯一有的只是一支笔。

　　她开始写作。

　　六

　　临近乔冠华逝世十周年时，我在北京。她告诉我，许多老朋友都劝她，说她活得太累，不为自己活着，永远生活在乔冠华的阴影里。她感叹地说，老乔去世快十年了，我大概是应当走出这个阴影了。她说，我想把埋在心底的对老乔的感情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从相知、相恋、相爱，到生死相依。写出来可能会轻松点，以后再也不写了。

　　她一气呵成写了七万字，就是那篇著名的《十年风雨情》，那真挚而又细腻、浓烈而又悲凉的爱情催人泪下。

　　我当时主编《文汇报》“笔会”副刊，我用超常的规格，用四个整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全国几十家报纸转载，每天接到读者来电来信，成为《文汇报》史上少有的几篇引起全国轰动的文章。

　　随后，我为她编了第一本书《风雨情》。有人误以为《我与乔冠华》是她第一本书。其实，《我与乔冠华》是她与其他几位乔冠华的朋友的合集。真正她个人的第一本书是《风雨情》。收录了她执笔以来写的所有文章。

　　新书出版时，我请她来上海为读者签名。报纸发了消息，读者提前四五个小时就到书店门口排队，排成长龙。但是章含之却无法来上海。

　　她病倒了。医生说，她如果执意来沪，会有生命危险。不得已，她请她的朋友专程从北京送来乔冠华和她自己的两枚印章，我和责任编辑代她去为读者盖章，盖到我们手腕发酸手指发麻。

　　章含之在死亡边缘挣扎了半年。她的朋友一次次给我打来病危告急电话，但章含之一次次从死亡线上走回来。她顽强的生命力使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因为她还有一些事没做完，她还有一些想说的话还没说。

　　四年后，我主持的《文汇报》“笔会”副刊计划出版一套“笔会文丛”，我想到章含之的书已经在市面上脱销，便请她再写一篇新作，编一本新书。她写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回忆她的大学时代。并以此篇作书名列入笔会文丛中。笔会文丛的作者除了章含之，还有柯灵、吴冠中、华君武、秦怡、龙应台、沙叶新、陈钢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进入新世纪后，我到文汇出版社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又是章老师，我请她再写一段在外交部的生活。这样她写的各篇文章在时间上就可以串连起来。故事就完整了。好像一部传记，这就是后来那本名扬海内外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她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不是我“逼”她，她一直不想动笔。我知道她的心情很矛盾，想写又怕写。往事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但伤痕依旧存在。她说：“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

　　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我深深了解她。我希望她开始新生活，不愿她再去触动心灵深处的隐痛，但我又知道她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心底的“死结”就永远解不开。因此，她还是高兴我这样逼她的。

　　《大红门》出版后，几乎每个月印一版，有时一个月连印两版，连续上畅销书排行榜。竟然印了二十几万册，她很高兴，开玩笑说想不到“老来红”了。

　　七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还在走红的时候，章老师开始冷静下来。

　　那年，她在青岛海边买了套房子。看起来她像是心血来潮，受朋友蛊惑。其实，我了解她心底里是想躲开北京的纷扰，在这里可以静静地休息和写作。

　　有天，她告诉我想写本真正的自传，写她自己的一生，这些大人物大事件都是她的背景，促使她动心的是一家外国大出版公司的约稿。

　　我说，是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表面看起来把她的人生故事串起来了，很完整，像本传记。其实，那都是写别人，写主席，写总理，写老乔，写父亲，她只是陪衬。这些年来，她给我讲过那么多精彩动人的故事，写出来才是她真正的传记。

　　她说，《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其实我没有跨出去啊。大概我把这本自传写出来了，才算真正跨出去。

　　她一直想跨出去，但她在这大红门里生活了一辈子，她属于这个四合院，这里有她父亲的身影，有冠华的笑声，还有永远铭刻在心的情感恩怨。但这里的气氛太凝重，太压抑，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四合院里太孤独，太沉重。她想跨出去，她后来又在上海买房子，在上海办学校，她喜欢上海，她身上流着上海女人的血。她常常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

　　但离开久了，她又会想念史家胡同的四合院。有次她对我说，她回到四合院里，心情才会真正安宁。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她在医院时，也想着史家胡同的家。她说她不能再坐飞机了，去不了上海了，她约我春天时再去史家胡同，好好商量她的自传。完成这部自传，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春天，我会再去史家胡同，沿着二十三年来走过的那条熟悉的胡同，推开那扇熟悉的大红门。 (文中部分老图片系在章含之家中翻拍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