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克里夫顿的婚礼

　　 一只蜜蜂决定了我的命运

　　第二天，堂弟塔里克和他面谈。“如果你和贝娜齐尔结婚，你将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塔利克对他说，“你所做的点滴小事，哪怕是和朋友在一起聚会呆晚了，都会对她有影响。”阿西夫过了塔里克这一关。“他理解你的处境，几年来他一直想和你结婚。他知道该怎么做。”堂弟后来告诉我。

　　每天早晨，妈妈和妹妹萨娜姆都要到我房间来，意味深长地望着我，“怎么样?为什么还犹豫不决?”

　　“我还没有想好。”一只蜜蜂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和阿西夫见面后的第四天，我带侄女法蒂玛去温莎公园，阿西夫去看马球赛。一只蜜蜂蜇了我的手。晚饭时，我的手肿了起来。第二天早晨肿得更厉害。“我带你上医院。”阿西夫到我公寓后便对我说。他不由分说，叫了辆车，安排了医生诊断，又买来了处方上的药。“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自己做主。”我想，“我成了有人关心的人了。”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心里觉得很踏实。

　　第二天晚上，我、阿西夫、母亲还有萨娜姆同乘一辆车和其他几位巴基斯坦朋友一起外出吃饭。我们在找一家巴基斯坦餐馆，可司机怎么也找不着。阿西夫并没有不悦或不耐烦，而是不停地给我们讲笑话，逗得大家在车里笑得前仰后合。我注意到，他很机敏，有幽默感，能体谅人。

　　“萍姬，你到底觉得他怎么样?”母亲第二天早上问我。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吧，妈妈。”我说。就这样，见面七天后，我和阿西夫订婚了。

　　巴基斯坦国内对此反应不一。尽管我发表了声明，但当局的代言人还是不断谣传我将放弃政治。他们组织了很多人在公路上拦截汽车，揭掉贴在车上的我的画像。说那些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都要结婚了。然而，更多的巴基斯坦人为我就要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感到欣慰。为庆贺这件喜事，人们三天里买光了糕点店里的甜点糖果。

　　回国后，我走访了很多城市。同时我也向人民强调，我将永远是他们的姐妹，我的婚事绝不会影响我从政。不论我走到哪，每天晚上阿西夫都要给我打个电话，我对他的了解也一天天加深。

　　我知道阿西夫对政治不感兴趣。“家里有一个搞政治的就够了。”他在伦敦笑着回答记者的问题。不过像很多其他地主家庭一样，他也参与地方选举。

　　他送给我一枚镶着蓝宝石和钻石的心形戒指。他每天给我送玫瑰。我们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他说，我们的婚事并不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事。当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在他父亲的电影院里看到我，就开始注意我了。二十年来，他一直想和我结婚，这并不是父母的意见。“如果你们要我结婚，那我一定要向贝娜齐尔求婚。”这是五年前他对他父亲说过的话。自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耐心地等待。

　　我们还没有真正相爱，尽管母亲常安慰我说婚后会逐渐相爱的。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承诺。我们都很清楚将完全、永远地接受对方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结合比爱情更为强烈。

　　1987年12月，人群就开始聚集在克里夫顿70号外。婚礼前一个星期，我们收到了很多礼品：有从信德来的纯手工的莎勒瓦尔、旁遮普来的绣花披巾，还有糖果、水果和模仿我和阿西夫的婚礼玩具娃娃。亲友们不时地走出大门，和欢乐的人群一起唱歌跳舞。妇女和孩子们进来就坐在花园里。

　　 我们的婚礼严肃而又简朴

　　我们的婚礼安排得严肃而又简朴。按照惯例，新郎家要送给新娘21套至51套豪华服装。而我只要两套，一套在结婚时穿，另一套在婚礼两天后在扎达里家举办的宴会上穿。新娘的婚礼服通常饰以金片，并用金线刺绣，而我要求只在它的上端或下端用金线刺绣就可以了。通常新娘从两个胳膊到手腕都要戴满金手镯，而我只准备戴几个纯金的，其余的都是玻璃的。我选择不随夫姓，继续使用自己的名字，三十四年来我一直叫贝娜齐尔·布托，我不打算改变称呼和身份。

　　“在我心上人的额头，头发闪闪发光。在我心上人的额头，头发闪闪发光。把我心上人的双手染得好看又漂亮。”在12月17日，举行的绘手仪式前三天，妹妹、堂姐妹和朋友们聚集在克里夫顿71号一幢用作接待的房子里练歌。他们准备在举行仪式那天和新郎的亲戚们好好比试一番。

　　在亲友们都聚集在克里夫顿70号的同时，成千上万的人赶往卡拉奇市的利亚里区。我们的婚礼分两次举行，一次是在家里邀请亲友们参加，另一次是在人民党堡垒卡拉奇最穷的地区利亚里邀请广大民众参加。

　　鼓声、木棍敲击声、妇女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亲戚们向我道喜祝贺。12月17日，新郎家的队伍来到克里夫顿70号参加绘手仪式。阿西夫的亲戚们抬着一个孔雀形的大浅盘，上面有真正的孔雀羽毛，摆满了指甲染料。他们走进院子时，我的女眷亲属们把玫瑰花环戴到扎达里家队伍中每个人的脖子上。阿西夫走在队伍中间，他的姐妹们把披巾举在他头上。他曾声称要骑打马球时的马来。看到他是步行来的，我才松了口气。

　　在克里夫顿71号最高的一级台阶上，我们一起坐在一张长凳上，靠背上镶着镜片和珍珠母。透过面纱，我看到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坐在铺着地毯的台阶的一边，阿西夫家里的人坐在另一边。

　　自助餐会开始前，宾客们和200位我最亲近的朋友在花园里漂亮的帐篷下愉快地聊天。母亲却哭了，也许那是幸福的眼泪吧。

　　绘手仪式本应是家里的事，然而，由于早前报纸把这两天的婚礼称为南亚次大陆的“世纪之婚”，所以当天吸引了好多阿拉伯国家、德国、法国、印度、美国和英国的报刊及电台记者。

　　“别走得那么快，你现在不是去赶公众集会。”萨娜姆轻声提醒我。我脸上蒙着粉红色的面纱，妈妈和萨娜姆领着我走向花园中的婚礼台。

　　“新娘走路要矜持。”贝赫贾特姨妈也在一旁说道。

　　我一本正经地低着头坐在婚礼台上。堂弟沙德笑着走了过来。

　　“他们那边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阿西夫那边在干什么。

　　“你愿意吗?”沙德用信德语问我。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问我是否已经准备好。

　　“愿意。他们干什么去了?”我问道。

　　他笑而不答，又问了我两遍同样的问题。“愿意、愿意，”我也给出相同回答。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习俗，我对男证婚人连说三次“愿意”后，就意味着已婚。

　　紧接着开始进行七个婚礼小项目。人们首先以“S”形围住我，代表吉祥幸福。然后又给我端来了蜜饯，晶莹闪亮的果仁，正在燃烧的银白色蜡烛台。花园里闪烁着成千上万个白色小灯泡，照得婚礼台绚丽夺目。当阿西夫来到我身边时，女眷亲戚们揭开我头上别致的金绿色披巾。我们在镜子里相互看着对方，这是结为夫妻时第一次见面的方式。母亲和姑姑姨妈在我们头上撒糖果来预祝我们生活甜蜜美满。随后又把我们的头轻轻相碰，祝我们白头偕老。到处回荡着愉快的欢呼声。（6）

　　《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