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防疫的香港之道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香港

　　香港自开埠以来，大大小小的传染病疫情一直没断过。1850年的热病造成上百名英国士兵死亡；1894年香港发现鼠疫，一年之内造成2500多人死亡；之后30年之内，鼠疫仍偶尔在香港出现，1898年至1900年期间，又有近1300人死于鼠疫。上个世纪，霍乱几次肆虐，造成上千人死亡。回归以来，登革热和禽流感个案时有发生，但都未蔓延。

　　但对港人来说，哪一次的疫情都不如2003年的SARS来得刻骨铭心。疫情造成1700多人感染，夺走299条人命，香港成为SARS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市面萧条、游客寥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8亿港元，失业率窜升到8.7%，创下历史新高。港人的自我认同在张国荣的纵身一跳中，也似乎跌到了低谷。

　　但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的果断应对和官员的如履薄冰，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和献身精神，港人之间的团结自救与同声同气，又让香港在回归之后的连串挫折后开始重拾信心和力量。

　　显然，当疾病存在于单个病人身上时，病人的康复机会完全系于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但当疾病演化为大规模的传染病和瘟疫时，对它的控制就不仅仅取决于医学的进步程度，更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一个官员的命运

　　香港的公共卫生体系很早就建立起来，1843年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港英当局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87年，公共卫生条例通过。后来，又通过了《防疫和检疫条例》。2003年SARS期间，香港执行的就是这套殖民地时期留下的法律。

　　SARS在2002年11月在内地发现后，12月香港就听说了。最初香港当局与世界其它各地反应类似，由于对此新病一无所知，没有准备。2003年2月下旬，香港发现了已知的第一例SARS病例：来自广州的刘医生从深圳过关到香港参加婚礼，到达的第二天就发病，并感染了同住一家酒店的其它6人……

　　此后，疾病不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形容“香港情况严重”。但此时香港政府仍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极力安抚人心，说“香港是安全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称香港爆发夺命肺炎是夸大失实，对香港不好。3月，香港疫情泛滥，董建华和曾荫权先后讲话，要求人们不要惊慌。直到今天，特区政府在此一阶段的表现都备受非议。为什么香港没有像新加坡那样迅速行动？一个很重要原因恐怕是怕影响形象，更怕经济损失。香港的旅游业是支柱产业，香港政府又深受财政赤字之苦，担心严厉控制SARS会影响收入，恶化财政赤字。另外，出于尊重内地和避免难堪，香港也有意低调处理疫情。

　　在媒体和社会的严厉批评之后，香港的防疫机制高效运转起来。对卫生防疫年复一年的投入和日常维护，这时候发挥了功效。港府宣布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引用只在非常紧急情况下才启用的《检疫及防疫条例》，强制与非典型肺炎病人有接触的市民要连续10天到指定诊所检查并要求尽量留在家中，违规者将被处以5000港元或半年监禁的处罚；对公共场所设施进行大规模消毒；宣布所有中、小学从3月28日周六开始停课9天；禁止探望SARS病人；要求所有进入香港的旅客申报健康状况等。从3月13日起，卫生署从当日起每天对外通报本地的疫情。1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被邀请来提供技术支持。此后，香港SARS的感染比率直线下落，2月中旬平均一个病人可传染2.7人，3月中旬降至不到1人，4月底再降至0.14人。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不只一次地赞扬香港政府的表现。如果说在内地强制的应急体系中，人们看到的是 “不问代价”和“不要争论”，那么在香港依法行事的应急体制中，人们看到的是政府基本上有条不紊的处理。虽然 SARS对香港造成的威胁是巨大的，但香港政府并没有像内地许多地方政府或部门那样，把政府应处理的日常事务统统抛在一边，香港当时好多部门仍然在进行他们应该进行、本应进行的施政工作。但香港社会仍然在很长时间里猛烈攻击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此前说“病毒不会扩散到社区”的言论。他们也指责3月初大批医护人员染上非典型肺炎病倒后，政府并未紧急应变，而一度封锁消息。虽然SARS袭港期间，杨永强坚守岗位，殚精竭虑，也得到了港人的认同和赞赏，但仍旧逃脱不了辞职的命运。2004年7月5日，香港立法会调查特区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SARS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发布报告，重点剖析了香港SARS疫情中的重要事件，点名批评杨永强等9名政府和医管局高层人士，但并没有要求失职官员下台或予以谴责；批评也多用“表现不理想”、“须负上责任”等温和措辞。但仍有很多人攻击杨“赖在位置上”、“厚颜无耻”。杨永强最终选择了辞职，他向董建华表示，为了体现问责制精神，舒缓受害市民的情绪，他愿意做出承担。

　　对这种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做法，一位香港媒体朋友的看法是：在香港，官员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要下台，没什么人情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