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恳谈发展到市一级后代表性减弱

　　向上的，还是向下的

　　陈奕敏说，民主恳谈是对民主意识的一次“操练”，通过这种形式训练民众的民主意识，培养一种民主的习惯与生活方式。持续了8年多的“民主恳谈”收获就是让老百姓学会了怎么行使民主权利，并且认识到行使自己权利的边界。

　　但真正深入温岭的民间，便会发现，民主意识的根扎得还远不够牢靠。街头开车的司机、小卖部里掷骰子消磨时间的老人、文化活动中心里打麻将的村民，当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恳谈的看法时，反应几乎是清一色的反问，“什么民主恳谈，不知道”，或者“去找领导问”。一个小伙子在听到记者的问题后，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村长，确认到底有没有民主恳谈这回事。

　　他本人正是村长的弟弟。

　　新河镇的村民赵富民就根本不知道有民主恳谈这回事，他的主业是开车，其妻子在当地的羊绒衫厂不定期打工。他对村里的事务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上面怎么做就怎么跟”。如果对村务有意见是不是会对村干部提出呢？他的看法是，“意见反映了也没有用的。”

　　在温岭，通过民主恳谈行使民主权利的主体也是长短不一，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层级越低，权利行使越直接。按照温岭市的明文规定，村(社区)级的民主恳谈“凡本村(社区)村民(居民)均可参加”，村级民主恳谈就与村民大会可以等而视之了。但在实施中，各个村的情况有所不同，石桥头镇杨家浦村有村民600余人，村支书江于明说，除去1/3左右在外打工的，在家的村民一般都来参加恳谈会，人数一般在二三百人。而在新河镇的山后鲍村，村支书陈秀池告诉记者，这个有800多村民的村的民主恳谈会一般有50人左右参加，包括党员、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和部分群众代表(10个左右，6个村民小组每个组有1~2人)，同时其他愿意来参加的村民也欢迎。另外，陈奕敏在下去的时候被一些农民问过，如果村里不开民主恳谈会怎么办。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

　　乡镇(街道)一级的民主恳谈会，按规定“一般应由与讨论事项相关的利益群体或个人参加，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其他群众均可参加”。于是，“其他群众”如何产生的问题就随之而来，在绝大多数乡镇，群众代表是向村一级分配的，由村里选择谁去参加。如在杨家浦村，就是由村两套班子商议选择群众代表，标准是“会说话的”、对恳谈会的议题关心的村民。58岁的毛春友当过兵，算是“会说话的”，被村里选中去参加了两次石桥头镇的民主恳谈会，议题分别是环境卫生和公墓规划，但两次会上，他都没有说话。

　　温岭市泽国镇试行了两年随机选择群众代表，办法是将各村的每户进行编号，然后用类似于乒乓球摇奖的方法以户为单位选出，再由家庭决定派谁参加恳谈。这种方式最公平，难度也最大，跑遍全镇所有的村就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每次的花费要在六七万元。所以这个办法试行了两年之后，现在已经废止。

　　民主恳谈发展到市一级，代表性就更加减弱。各乡镇参加“部门(交通)预算民主恳谈会”的代表均为两人，一个是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另一个是镇里制定的人大代表，已经不见了普通群众的身影。

　　考察世界各国的民主发生史，可以得出民主权利总是经历由少数人逐步向多数乃至所有人逐步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被排除在民主大门外的人们的抗争和门内人的妥协，甚至有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或流血发生。可以说，民主权利是一步步争取到的，而不是被赋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是稳健的、牢靠的，而自上而下的赋予则有可能被收回。

　　虽然有论者将温岭的民主恳谈称为“草根民主”，如果将“草根民主”理解为自下而上的民主的话，这个概括显然是不准确的。温岭的民主是当地官员在没有实质性的压力下进行的创新，虽然有将其制度化的探索，但在动员群众的参与意识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关键位置上的官员的取向仍有力地影响着民主的进展和质量，在向记者解释官员为何热衷于推进民主化建设时，张学明反复提到“面子”这个词。那么，如果民主进一步深化至要触及官员们的比“面子”还要重要的利益时，他们是否还会顾忌面子问题？

　　张学明说，有些中西部到温岭挂职的干部对他们如此重视下面的意见感到惊讶。对比其他地区的情况，必须承认温岭的基层民主创新是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仍然没有改变“官主”的本质，而是在其中融入了诸多更和谐的因素。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哪一天温岭的民主停滞不前了，或者发生了退步，并不会得到来自民间强烈的制约，顶多不过是一些抱怨而已，因为自上而下的民主，根并没有真正扎在泥土之中。

　　按照李凡的看法，中央对地方的政治体制创新不批评也不肯定，实际上是在让地方探索出一条路来，为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照。在这个层面上，温岭的民主似乎也难担重任，其他地方没有这里那么多的偶然。温岭燃起的，也许并非一把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