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根源

　　当前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民粹化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仔细分析和挖掘其社会根源也许才是找到理性对待民粹主义的方法的合理途径之一。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当前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阶层之间越来越充满隔阂和敌意，财富阶层基本上被认为是依靠权力寻租与官商勾结等违法手段获得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的资源，仇富心理成为典型的社会心理，草根或者底层虽然生活艰苦，但被肯定为是依靠自身努力而“干净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知识分子处身这个社会背景，自然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与此同时，1990年代以来，与市场经济社会形成几乎同步的是大学、科研院所的迅速体制化，甚至产业化倾向，学院知识分子被课题、项目、评估等各种日常事务缠绕，生活越来越学院化与精英化，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社会变动的隔膜日益扩大，民工、农村、下岗工人都似乎被隔离在精致的象牙塔之外，而事实上秉持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真正地“躲进小楼成一统”，放弃其天然的关怀现实人生的情怀，疏离感、负疚感在部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潜伏，而学院不断地揭露的学界腐败，以及学术不断行政化、官僚化之后造成的“异己感”，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尊德性”的道德实践和参与社会变革比较起“道问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生涯)似乎更具有精神的感召力，更能消除其内心的空虚感与无力感。这种倾向自然助长对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离心倾向，与对工农大众的热情向往甚至激情想象。

　　我们注意到比较具有民粹倾向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草根阶层，或许经历过诸多底层挫折，对底层社会感同身受，当他们进入学院以后，发现知识精英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都是为稻粱谋的利益集团，就容易幻灭而形成怨恨心理。正如萧功秦所指出的那样，“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这种创伤性记忆与悲情意识，会发酵成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激情，为他们的言辞灌注一股道德理想主义的悲天悯人的特质。

　　或许，还有一个深层的根由也值得指出，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里对比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时所指出的，前者囿于贫困等社会问题而导致道德激情四处弥漫到公共广场，最后以同情和怜悯为出发点的大革命却走向了雅各宾专政的残暴，而美国革命始终坚持将政治自由问题优先于社会问题来处置，因而探索出一条社会代价相对较低的社会进步道路。今天的中国自然是更关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也容易强化社会平等问题的尖锐性，成为世俗社会的道德神经，时刻刺激知识分子的良心，而误把有大体一致目标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底层人为对立起来。

　　在政治文化没有被“刮骨疗毒”的时候，在公民权利没有“实至名归”的时候，在公民社会没有“稳如磐石”的时候，在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到处弥漫，而反思的精神寥若晨星的时候，一味地寄希望于势单力薄的乡村小共同体，以及无限地美化“底层”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质素，而鄙视乃至否定具有理智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只能是寻求民族自新之途的知识分子的“一帘幽梦”而已。

　　事实上，于建嵘对湘南农村的农民维权行动的田野调查结果、厦门抵制PX项目的环保运动、上海市民抗议磁悬浮的散步行动等，都证实了知识分子与民众(包括底层)，并非对抗关系，而是有着合作的可能与实践。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卓有成就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邹谠生前说过的一番话，也许值得所有的有着民粹化倾向和关注此问题的读者寻味：“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犬儒主义都是一回事：对它们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与实体都不负责任。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只对他们自己的理想负责，激进的犬儒主义者只对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