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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的光荣与梦想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20日10:43 新民周刊
“希望等到2008年残奥会时，我们也能挂上跟你们一样的采访证。” 撰稿·沈佳音 这不是陈景润用一生的时间去思考的1＋1的问题。 “1＋1的答案是无穷的，可能大于2，那是因为合作，也可能等于1，那是因为融合，还可能是1＋1＋1，那是因为延续和传递。只要不固执地认为1＋1＝2就好，就像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把残障人看成一个固定的概念。”1＋1文化交流中心的创办人高山这么理解。 1＋1的歌德巴赫猜想 回到2007年的上海，特奥会开幕式上，当其他媒体都把目光集中在绚丽的焰火和壮观的表演上时，全盲的青风则注意到全场还有7万多个哨子，7万多种不同的声音构成了另一种和谐，于是他就通过电台让收音机前的观众都真切地“听” 到了现场恢弘的气氛。 青风来自1＋1文化交流中心下设的视障人声音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制作主要由盲人组成，除了高山、青风，还有金玲、李宁、艳双、致远、马涛五个人。另外，还有唯一的一位明眼人解岩，因患骨癌而致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制作广播节目，提供给全国各大电台。他们每个人都具备了采、编、播各个环节的基本能力，只是在这样一个团队里，他们更强调分工与合作。 这一年多来，高山和他的同事们频频以盲人记者的身份出现在残奥会倒计时一周年、上海特奥会等大型活动上，他们的职业精神和专业技能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认可。最初，经过多方努力，1＋1于去年4月联系到包头的一家电台，对方将信将疑地给了他们7分钟，但要求中间的串词全部都由电台的主持人来说。数月之后，那家电台已充分信赖他们长期的制作能力了，彻底放手让他们独立完成，时间也一再地延长，10分钟，20分钟…… 如今，合作的电台已经有十余家了，有的甚至还给了他们长达50分钟的日播时段。除了最初的录播节目，他们还被邀请做一些大型活动的现场直播。仅上海特奥会，1＋1便实时传送了150分钟的节目，金玲还用流利的英语采访了国际特奥会主席蒂姆·施莱佛，并获得了他的肯定。他说，能接受到1＋1的采访，他觉得非常自豪。1＋1的工作和他的工作是一样的，都在为残障人士融入社会作出自己的努力。 北京奥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1＋1自然也把目光投向了那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每个人所追求的。残奥会则给了残障人一次向社会展示自我的机会，同时也是一次让社会了解残障人的机会。高山坦言残奥会肯定是他们2008 年的工作重点：“无论如何，残奥会都会有，也应该有我们的声音。这对工作室是一次难得的提升机会，对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助推器。” 通过特奥会的大练兵，他们熟悉了21个奥运会项目，积累了赛会报道的经验，并摸索出一套适合他们自身特点的报道模式，比如说定点采访可以由青风独自完成，而机动采访则还要搭配一个低视力的同事或者要求志愿者全程协助。 特奥会的崭露头角也让他们对2008年的残奥会充满了信心：“这个赛事对我们来说特别合适，在某些方面我们比起健全人更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更加了解残障人，了解残奥会，这是我们的专业，这就像一个运动员退役之后去当评论员一样。一般人都从来没见过盲人门球，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国家队的一些选手还是青风的同学呢。” 当1＋1怀揣梦想、记录现实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他们的故事：1＋1是谁？ WhoamI……(我是谁) 一进1＋1的大门，就看见这样一行黑体字，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的疑问。1＋1不例外，高山也不例外。 1＋1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高山的故事，1＋1的诞生和发展都打上了他这些年的成长印记，因为他是创办人之一，而后，又是产品内容的主要设计者。他这些年内心所经历的东西，也是其他盲人正在经历的，或者将要经历的，不过他又和大家印象中的盲人非常不同。 高山，因患有先天性眼球振颤致使物体在眼睛里无法稳定成像，视力不及0.1。他1983年生于福建莆田，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和大多数80后的生活状态一样，他喜欢尝试新鲜事物，1997年就开始上网冲浪，大一时则组织起了武汉高校中最早的DV社。他叛逆好胜而有主见，4岁时，他便背着妈妈偷偷学会了骑车，然后坚持靠着听觉和记忆，自己骑车上下学。他还有一个驾驶梦，从家乡刚有卡丁车起，他就开始玩，后来只要他去，就永远是第一。他说，像路况相对单纯的高速公路，其实他就能开。 只不过，和同龄人相比，他的随身之物除了手机、MP3，还有放大镜和望远镜。刚上小学时，尽管他记忆力很好，课文听过两遍便能背诵，但由于刚学会用放大镜，看字速度奇慢，无法做完卷子，所以总是不及格。等到高考时，他已经能用放大镜从容地答完题了。对于这些，他总是轻描淡写：“是人都会做的事情，就没什么稀奇的。” 他和大多数80后的成长轨迹也一样，高考，上大学，然后工作。2004年，还在上大四的他，放弃了一份家里安排的体制内的安稳工作，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北漂生涯。之前，他曾去深圳闯荡，也在那里找到了一席之地。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他说，深圳的机会很多，但依然能一眼望到自己20年后的样子，因为那里的核心价值就是钱，甚至连同事间开玩笑都离不开钱字，比如说“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捡到钱了？”于是，他又只身来到了北京，一座他认为弥漫着理想主义的城市，在一家IT公司上班。 只不过，在大家努力挣钱升职时，他再次选择了离开。因为有一天，他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有个人也拿着放大镜看电脑屏幕，他才惊异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人跟他一样，意识到有一个属于他但又从未接触过的群体在等着他。 他找到了，在盲人的圈子里找到了自己。他从小就在健全人的世界长大，几乎没有接触过盲人。他以前的同学、同事也没有把他当成盲人，而是把他当成一个视力比较差的健全人来对待，他们很难想象他有残疾证。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他发现自己还是和健全人存在着差异。比如说宿舍里停电了，他还在那里剪指甲，舍友就很奇怪：“黑灯瞎火的，你怎么还在剪指甲？”他一听就更奇怪了：“剪指甲还要开灯吗？” “我是一个盲人，这是我必须得承认的现实。以前我是很努力地以一个健全人的方式去适合这个社会，也有一些好朋友，但内心还是很孤独的，有许多伪装的成分，心里有时特别不痛快。跟同学去银行取钱，我就特别害怕拿出放大镜来。”对于盲人群体，高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他主动走进了这个圈子，因为这里才有他的根。 IknowIcan(你行我也行) 不过，当高山跟盲人深入接触后，他发现这个群体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社会在迅猛发展，而这个群体却还在原地踏步。按摩、卖唱、算命，依然是传统三大件，而按摩如今更是成了盲人的招牌，十之八九的盲人都在做这一行。李宁说：“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知道，我以后是要做按摩的，一辈子也就望到头了。”的确，对于大部分盲人来说，选择权是奢侈的，从小他们可选择的学校就很少，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盲人高中，全国目前仅有两所大学开设盲人班，可选择的专业也仅按摩、针灸、音乐表演等寥寥数种。 因此，对于很多残障人来说，获得跟健全人平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奢望。即使年少时曾有一些爱好，很多人在无望的现实之下，也就再也没有动力去培养它，发展它，扩大它了。有一次，李宁去包头给当地的盲人做信息咨询服务，当他们知道她现在做主持时，都流露出由衷的羡慕。有个阿姨特别喜欢唱歌，她就对李宁说：“你让我觉得人生又有了很多的期待。我真想回到你这个年纪，可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坚持梦想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对于残障人来说尤其如此。李宁也曾一度顶不住压力，离开1＋1回按摩店去了，每天中午12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日复一日。但最终她还是回来了，她说：“在这里我能感受到社会的气息，对于我们来说，能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至少有了梦想的可能。” 每个人的心里都潜伏着梦想，1＋1要做的就是让残障人也敢去做梦。当初，对比盲人同伴的生活困境，高山意识到正是完善的教育背景和充分的信息获取，让他拥有了很多机会来主宰自己的生活。“盲人如果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必要的信息，他们完全有可能进入主流社会。我们并不是要每个残障人都来做记者，我们只是希望残障人能够有平等的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而且高山还觉得健全人和残障人成了完全隔离的两个世界，他举了一个例子，健全人总是自以为是把瞎子点灯当成一个笑话讲，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盲人都是有光感的。按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95年的文件规定，视力残疾按照最佳矫正视力的程度分成四类：一级盲，＜0.02-无光感，或视野半径＜5度；二级盲，≥0.02-＜0.05，或视野半径＜10 度；一级低视力，≥0.05-0.1；二级低视力，≥0.1-＜0.3。“我就属于一级低视力，我回到这个群体，是要寻求如何以一个盲人的方式去融入社会，架起残障人和健全人之间沟通的桥梁。” 正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解岩，一个刚刚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的肢残人。这位曾经的IT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因无法正视手中那本绿色的残疾证，整整一年时间，都不肯接任何人的电话。一直到他试着接近残障人群体之后，他才渐渐明白生活并没有那么可怕，他依然可以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价值。他开始思索如何发挥自己在商业企业积累的管理经验和沟通才能：“ 残障人最害怕的是给人添麻烦，最开心的是能为别人做点事。” 就这样，两个重新找到自我的IT人士一拍即合，于2005年3月共同注册了1＋1文化交流中心，传递残障人所需的信息，寻求残障人融入社会的契入点。很快，青风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了。“天助自助者。我们的确是弱势群体，但不应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消沉地在那里等待的话，就永远赶不上社会的步伐。我们自己就是残障人，我们更清楚残障人需要什么。” 由于高山和青风都是盲人，所以他们决定就先从这个群体开始，并采用制作广播节目的形式。健全人获得的信息中，有70％是通过视觉，而对盲人而言，听觉是最重要的感知工具。电台则是纯粹的声音艺术，在它面前，每个人都是盲人。因此很多盲人都是电台迷，这也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Ontheway(在路上) 方向确定之后，高山和青风便开始着手做事了。不过，当时，他们除了一个想法之外，一无所有，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录音棚，没有领路人。 那时已是2006年的夏天了，北京天气闷热，网络上也热火朝天，红人不断。有一个叫“胖大海”的网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因做播客(视频分享)而迅速走红，然后受到了电台的青睐。于是，他们就想复制他的模式，通过做播客获得电台的关注以获得播出渠道。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点点”。 “点点”是以搞怪俏皮的方式评论一周的新闻时事。为了获得较好的声音效果，他们特地挑夜深人静的时候，蒙上被子录节目。两人都汗流浃背，而且由于被子比较软，吸音效果不佳。这时候，理工科出身的高山就发挥出他的特长了，他先是挑选了一个家具较多的房间，然后又四处找来鸡蛋托挡在玻璃和墙壁上。他解释说：“空旷的房间回声就比较大，而玻璃和墙壁这种比较硬的物质也容易反射，造成干扰，鸡蛋托上有孔，声音钻进去之后就被包在里面了，吸音效果好。” 他们的精心制作获得了网友的认可，“点点”的点击率一直不错，不过类似的节目在网络上不计其数，要想脱颖而出又谈何容易？在做“点点”时，他们刻意地隐去自己残障人的身份，因为他们希望显得跟别人一样，追求平等。“其实，那种平等是极其脆弱的。如果连我们自己心里都发虚，回避自己的残障，又怎么能要求社会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呢？如果那样的话，即便我们侥幸成功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向社会证明了健全人能做的，残障人也能做，然后被人们当成一件新鲜事作为谈资。” 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媒体竞争激烈，必须自成一家才能立足，而目前针对残障人的节目非常少，现有的节目大都离不开身残志坚这样的励志故事。因此，他们决定把残障作为节目的切入点，为残障人量身定做一些优质的节目，这也是1＋1的价值所在。“1＋1的基本理念就是为残障人提供服务和帮助，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要求我们自己首先能坦然地面对残障。残障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差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差异变成意义。” 改变往往是从自身开始。就在高山决定调整节目内容之后，他们很快就获得了英国威斯特基金会的资助和专业培训。基金会中国区的项目总监，英国人郝曦StephenHallett也是一个盲人，曾经在BBC主持过一个叫“挑战残疾”的节目。他向年轻的同事们介绍自己的经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英国社会也并不接受残障记者，也是经过这些年社会的发展和残障人自己的努力才获得了大众的认可。现在BBC就有专门的残障事务记者，由残障人士担任。而且科技可以跨越障碍，如今，通过语音读屏软件和快捷键，盲人可以上网获取信息、在线交流、编辑节目等等，同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 慢慢地，又有一些盲人加入，就组成了现在这个工作室，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理念，正如节目的片花所说的： “我们并不想刻意去描绘残障人生活的不易和自强不息，而更愿意去展示一个真实的原原本本的残障人生活。这种真实，对残障人，是生活的经验分享；对健全人，是对残障人，对生活不同以往的认识。” “特别搜索”成了他们第一个在电台播出的节目，这个节目是从残障人的角度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并为残障人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去年6月，有一条“盲人承建修桥导致坍塌”的新闻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上，高山敏锐地发觉了这条新闻的偏颇之处：“这个事件的重点不在于这个包工头是盲人，还是聋哑人，而在于他有没有资质，是否按合法程序承包。”于是，当期的“特别搜索”便为此做了一个专题。“残疾人本来就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他们的感受不应该被忽视。我们希望通过节目发出自己的声音，为社会提供另一个角度。”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很多人突然遇到一个盲人提出采访要求，都会下意识地拒绝，尤其是他们作为一个民营机构采访就更加困难了。上次做残奥会倒计时一周年的专题时，致远去北理工采访盲人门球馆，并事先跟人预约好了，结果到那之后就被拒之门外了：“奥组委批了吗？有采访证吗？”他在那里蹲了一下午，还是空手而归。不过，他第二天继续跟人磨，最终他如愿以偿。 上海特奥会上，1＋1第一次拿到了正式的赛会采访证，每个人都很兴奋，至今那些采访证还挂在工作室的墙上。“ 我们现在只能以一些媒体的特约通讯员的形式采访，很不方便。我们只能是做好自己手中的事情，让别人了解我们，相信我们。希望等到2008年残奥会时，我们也能挂上跟你们一样的采访证。”高山对此充满期待。 不过，在磕磕绊绊中，1＋1的运转总算是上了轨道，高山却丝毫不敢放松，他想得更远：“残障人和健全人的融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我们还需要制作一些更大众的节目，然后把残障背景隐含其中，让健全人在潜移默化中了解残障人，接纳残障人。如果节目就告诉听众，这是一个有关残障人的节目，相信绝大多数健全人都会换台，因为这跟他们的生活相关度很低。但是，如果我换一种方式，把理念融入有趣的节目中，效果就会完全不同，比如说‘金庸笔下的十大残障人排行榜’。谁会觉得杨过也是一个残障人？” 采访结束前，笔者问他现在如何看待自身的残障，他答道：“我看到的，你永远无法看到。”-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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