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战争片的基础问题

　　本刊记者 宁 二

　　生于1956年的邓一光是当代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

　　自述为“读了5年小学，4年中学，除去‘文革’学工学农学军，正经读了7年书，高中毕业后下了乡，回城后在工厂当机修钳工，和工友打赌业余读了两年电大”的邓一光，现在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外表冷漠，内心激烈”。

　　邓一光不曾有过军旅生涯，但有评论认为他描写的是“中国式的巴顿”。事实上，2000年以来，但凡大热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男主人公们必定具有某种“巴顿”式的英雄主义气概。从2001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2005年《亮剑》中的李云龙，甚至2007年《集结号》中的谷子地，莫不如此，而邓一光的“巴顿”创作于1997年——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主人公，独立旅长关山林。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邓一光说：“我看巴顿和别人看巴顿不一样，我喜欢他在北非战场落日下那些怎么都遮掩不住的伤感，而不是他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以及那以后对美利坚政府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这种喜欢和喜欢恺撒、安东尼奥、屈原和辛弃疾有相同之处，是对那种不肯向命运妥协的人物的兴趣。”

　　邓一光发表于1995年的《父亲是个兵》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单项奖，而1997年的《我是太阳》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2007年《我是太阳》由《亮剑》的原作者都梁改编拍摄为电视剧，将于今年播出。

　　战争中的人性

　　《南风窗》：你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代表作都是围绕军人展开，但你并没有军人的履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邓一光：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力量的狂热肯定，一种反抗外来强迫力量介入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正是这些精神力量和行动能力引发了以掠夺、扩张、反掠夺、反扩张为基本目的的战争。人类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选择了战争，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必然会以牺牲自我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惨重的代价。这些战争的特性，让我在写作中关注战争。

　　《南风窗》：你如何理解“战争中的人性”，以及残酷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邓一光：“子之于室，修我戈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是战争中的人性。毫无疑问，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爱默生在《代表人物》中满怀赞叹地描述了拿破仑、柏拉图、斯维登堡、蒙田、莎士比亚、歌德这些英雄人物。他说，重温英雄人物的事迹，追寻他们的言行，是普通人通往高尚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普鲁塔克在描绘了古希腊与古罗马那些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之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上述两个视角都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

　　战争生活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活领域，它以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让人类置身于非常态的特殊生存境遇下，诱发和逼迫人类展示人性的选择和被选择，由此，它首先是人性学。

　　《南风窗》：表达“战争中的人性”似乎越来越成为战争小说和战争影视剧的一个特征，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增加，譬如爱情线索的增加、军人家庭生活开始占据更大比重，譬如士兵和军官开始说脏话等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邓一光：你说的小说和影视应该指的是当代国内小说和影视剧，这类小说和影视剧我看得不多，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脏话，它们不能构成甚至根本不能构成人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的标准，那么文学和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

　　安托尼努斯大帝在《沉思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它们无权自称为是属于人的东西；人的本性与它们无涉，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于这些东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而且，如果任何这种东西确曾与人相关，蔑视它们和反对它们则不是人的事。”人性的标准是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性、内在性，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