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下的当代精神饥渴

　　本刊记者钟岷源发自福建莆田

　　“虽然电视上的故事只有几分钟，但军号和老兵，这两个意象顿时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当时就想，可以就此写一篇小说。”福建作家杨金远对记者谈起了他创作小说《官司》的灵感，源自一档电视节目。

　　6年前的一天，杨金远在家里吃晚饭时，看到中央电视台《百姓故事》里讲述一个幸存的老战士，长久寻找战友的遗骸，以此证明他们不是失踪而是烈士。这位老战士的战友在解放战争的一场战役中全部阵亡，为了缅怀战友，他住到军营附近，每当军号吹响，他总是出现在军营门口。

　　这些触动杨金远写出了《官司》，而被《官司》触动的冯小刚，将其改编并最终拍成电影《集结号》。

　　至于自己的小说为何会被冯小刚看中，杨金远的解释是，他所表现的军事题材有其独到之处，“是从人的本性回眸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叙述是其创作的主题，战争反而显得模糊起来，成为人物命运的背景”。

　　颠覆原有的战争美学

　　尽管《集结号》与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一脉相承，但与国内习以为常的“战争”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它并不符合中国战争电影固有的思维习惯，更不是当年的经典战争美学。

　　杨金远说，冯小刚“颠覆了中国几十年的战争电影”。而明眼人可以看出，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仅仅是一个噱头，《集结号》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中隐藏着的现实意义，它摸到了当代人的某些痒处，折射出社会更深层的精神饥渴，引发观众的共鸣。

　　对此，杨金远解释说：“早期的战争片，比如《英雄儿女》、《南征北战》，都是描写军人顶天立地，形象完美，大声呼喊‘向我开炮’这样的口号。现在想来，我觉得其中不真实的成分很多。但在一个需要英雄和偶像的年代，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构筑了中国战争片的基座，离开这个基座几乎不可能构筑什么战争故事和战斗英雄。”

　　“后来，军事题材开始向描写人物内心方向转变，比如近年的《亮剑》、《狼毒花》、《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也脱离不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语境，主角都有性格的缺陷，喜欢打仗，一天不打，手就痒痒的，最后，这些小人物都成长为大人物。而《官司》自始至终都是小人物的故事。要说我有什么不同，就在于我探讨的是战争中人的本性问题，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战争与人性的解读，导演冯小刚、编剧刘恒和原著者杨金远三人可谓“息息相通”。《集结号》中那个经历了战争噩梦、但又对战争本身、对自己和战友们在战争中的玩命付出难以释怀的“小人物”，引起当下观众的惺惺相惜。

　　在早先获得金鸡奖的《张思德》一片中，作为编剧的刘恒已经把通常意义的“英雄”拽下神坛，开始从平凡小事、鸡毛蒜皮中重新塑造一个平民化的英雄。他曾对记者表述他的编剧理念：无论战争还是非战争，身在其间的每一个人都会显露自己的勇敢、卑微、痛苦、无奈甚至阴暗，只要把这种平凡讲好，就不愁打不动观众。

　　而对于杨金远而言，其战争小说中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成为他创作的主脉。就在《集结号》全国公映前夕，杨金远的《突围》横空出世。

　　他告知本刊记者，导演黄健中已有意向将这部新著改拍成电影。这部同样以战争作背景，重点叙述个体命运的战争题材，说的是主人公木匠陈池龙，新婚之夜发现妻子曾被恶霸强暴失贞，他怀着仇恨和逃避参军打仗，但内心对于爱人的处女情结却始终耿耿于怀。从木匠到士兵、红军副营长、团长，再到一个县的县长，陈池龙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以及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但即使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奄奄一息，他依然不改对于女人的贞操情结。

　　“我想写这种人性深处不可告人的鬼，这也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克服的。陈池龙不是个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和《亮剑》完全不同，李云龙是个完美的军人，战场上很勇敢，看到女人很害羞。我就是想写这种复杂的人性。 ”

　　杨说，两部著作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人生的探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作品中表现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物，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激情澎湃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保持着质朴的想法，从没有奢望革命和胜利能给他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财富和利益，而是去做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战争带来了过多的“人性”变异，或者说，人性创造了最残酷无情的战争。经历了虚无缥缈的“《无极》故事”和虚假的“《英雄》传奇”后，人们想要被真实所感动。

　　暗合当代的精神饥渴

　　《集结号》用甚至很血腥的场面却让生活在当下似乎有代沟的几代人同时震撼于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同时感受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浓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诸多精神的不朽。

　　事实上，杨金远对于谷子地的身份安排，有其深意。老谷生来实则无名，被弃之谷子地，遂被人以“谷子地”随便给个称号而已，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其一生的命运，将宿命般与正名纠结在一起。

　　在孔子看来，君王治国平天下都要先正名，否则就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而对于百姓来说，活得好不好，正名自然也很重要，有个受之父母的名字，再有个获得社会承认的身份，便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失去这个基础，自然就可能如身无所托，心无所寄，“无所措其手足”了。

　　谷子地的困惑也在于此。谷子地似乎活下来了，但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以及活下来的理由，却比对付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更加艰难。因为他突然之间成了“孤家寡人”，他甚至连组织也找不到了，他和47个兄弟浴血奋战的历史，也就随着他自身身份的可疑——他凭什么一个人活了下来？是投降？是被俘？还是逃兵？——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

　　于是，47个兄弟被宣布为“失踪”，而不是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荣誉——“烈士”。失踪，意味着“失名”，意味着47名殉难者将成为孤魂野鬼，他们生前流过的血不被承认，他们死后也将在荣誉的名册中被永远删除。

　　在一个宽松多元的时代，我们应该追溯微小个体在战争中的价值吗？战争必然有牺牲，普通战士往往不可能被历史铭记，但他们也在创造历史。

　　其实观众的感动和共鸣，还蕴藏着我们这个社会更深层的精神饥渴。对于一个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5000年古国而言，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新秩序仍在建设之中，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旷日持久，许多人长期置于身份缺失的状态，身份创伤引发的痛楚笼罩整个中国。

　　普通人无以正名的尴尬依然存在，大城市里疯长的高楼大厦，那些无名民工的血汗被掩盖在富丽堂皇的装修材料下；制造工场里那些彻夜通明的灯火，是无名的打工者不眠之夜的见证。即便是那些行色匆匆的所谓白领，在为属于自己的车子房子而奔波劳碌的时候，总是难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扪心自问：我还是我自己吗？

　　在这样的语境里，谷子地对牺牲战友烈士“身份”的执著，以及穿越生死不能撼动的兄弟情意，成为一种精神世界的甘霖。那种为了战友、为了尊严执著寻找的崇高情怀，都是当下社会所缺失的。在寡情薄义的逐利世界，在信任危机重重的社会氛围里，“情义”这个词成为日常美学的最高尺度。

　　冯小刚同样为这份“情义”所动。“我当时看刘恒的剧本，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我敢说，《集结号》是一部有诚意的电影。”冯小刚说，尝试战争片题材还在其次，关键是它是一种久违了的、你觉得已经没有了的情怀，但你一旦被它拨动，才发现原来你身上还有那么真诚的东西，那么有血性。

　　作为对中国战争电影的探索，《集结号》的出现表明了经过国家主义电影制度的养育，又在市场与票房的拉扯中分道扬镳的冯导们，开始与观众的精神期待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呼唤和解。在几年的大片歧途之后，导演敏锐地把握住中国当下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冯小刚们终于接过了精神价值的叙事，用流畅的商业技巧和故事结构，进行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话语叙述，并以“每一个牺牲都值得尊重”的个体尊严，增添了自己的注解。

　　杨金远对此的理解是，“战争片一向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题材之一，1927~1949之间这短短一代人时间内发生的各种战争，仍将是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的源泉。很多人喜欢看美国军事大片，其实我们的战争片，应该更惊心动魄，只是还没有人去写，还远远表现得不够，因为禁锢太多。”

　　“战争电影的新潮流即将到来，通过战争折射人性，反思历史将成为今后国产战争大片的新趋势，这个方向，既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社会相通。”杨如此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