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劳工维权组织因无合法身份陷困境

　　2007年11月，深圳某“劳工维权NGO”负责人黄庆南遇袭，几乎丧命，至今未能痊愈。

　　这场发生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夜的恶性案件，被认为对黄庆南宣传劳动法、替农民工维权所遭遇的报复。而此后警方披露的案情，也证实了这一推测。

　　黄庆南一案的背后，显现的是珠三角地区民间劳工维权组织所面临的艰难困境：资金匮乏、无正式身份、被无良老板报复。

　　有观点认为，在外来人员众多而法治与良治尚未完善的前提下，此类的民间组织是对政府执法盲点的有效补充，应有存在必要。

　　目前，深圳市乃至广东省工会，已开始探索将民间劳工维权组织纳入管理。但对此行为，珠三角数十家民间劳工维权组织内部，尚存不同声音。

　　珠三角“劳工维权NGO”举步维艰

　　“打工者中心”负责人遭袭暴露数十家此类机构生存困境，深圳总工会正探索将当地机构“纳入体系”

　　住院刚满两个月，黄庆南便搬出了医院，虽然左腿依然密密麻麻包裹着———在做了四次手术后，腿上的大量肌肉与神经已经萎缩。

　　由于费用问题，这位深圳“打工者中心”的负责人，只能暂时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出租房中，以便随时回医院检查。

　　2007年11月20日下午，在距工作地点不足百米的小巷中，黄庆南遭到两名持刀男子的袭击。黄左腿的筋骨、血管、肌腱与神经全被砍断，抢救时输了4000CC的血，相当于一个成人身上的血量。

　　“我没有得罪过任何个人，除了给工人做劳权教育。”黄庆南说。而自愿照顾他的工友段先生则认为，黄庆南是因为宣传《劳动合同法》得罪了人。

　　今年2月，警方披露的案情证实了黄庆南与段先生的推测：5名落网嫌疑人供述，因认为黄庆南与工人合伙对付他们，对其厂房出租收入影响很大，便对黄庆南实施了报复。

　　而事实上，黄庆南仅仅是对工人们进行维权法律知识的宣传，让工人们知道了自己的权利。

　　在深圳当地与黄庆南一样的劳工维权人士们看来，黄庆南事件并不是个偶然事件，这暴露了民间劳工维权组织生存困境。

　　“这类自主维权组织不但面对着资方，还有着身份、资金、各种各样的困难。”华南师范大学黄岩博士一直保持着对珠三角地区劳工组织的关注和研究。　　

　　非常事件

　　“黄庆南的行为是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就像指出了小偷一样，当然会受到小偷的记恨。”

　　在黄庆南遇袭之前，打工者中心便已发生了一些不寻常事件。

　　打工者中心的林卫华说， 2007年10月11日晚上，3个手持钢管的年轻人将中心的玻璃门和卷闸门砸烂后扬长而去。

　　11月14日晚上，几名手持钢管的男子再度将玻璃门砸烂，并冲进办公地点，砸坏了桌椅。一名男子甚至对着林卫华大喊：“我叫你们开不了店。”

　　6天后，就发生了黄庆南被砍的事件。这天，距离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日，不足两月。这部法律规定，企业在雇佣和解雇员工时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

　　11月20日事发前几个月，黄庆南便带着由打工者中心员工为主组建的劳动法宣传队，在工人当中宣传《劳动合同法》。

　　“一些工厂挣的是违法的利润，是在像小偷一样偷工人的钱，而工人不知道。黄庆南的行为是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就像指出了小偷一样，当然会受到小偷的记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博士称。

　　黄庆南于2003年12月注册成立的“打工者中心”，主要的工作即是开展工人教育、劳动法咨询和工伤互助。他们把对劳工有用的信息汇编成小册子，免费赠阅，里面的内容包括：怎样算工资、找工作小心被收押金、进厂要签合同、工厂要为工人买社会保险、工伤赔偿的获得途径，以及和打工者利益密切相关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站等政府机构的电话等等。很多时候，他们还会把相关的内容制作成书，拿到工人聚居区、工厂门口，夜市人流集中的地方发放，指点工人在权利受损时如何维权。

　　根据记录，2006年，该中心咨询个案就超过2400个。

　　黄庆南称，工人们非常关注《劳动合同法》，这给工厂主们很大的压力。“90%的小工厂不支付加班费，工人如果依照《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追讨二年的加班费，2、3万块没问题，工厂主对付不了法律，气就撒在我身上。”

　　警方公布案情后，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员罗春丽经过查询后证实，的确有嫌疑人工厂的数名工人多次来中心咨询过法律知识，反映该厂加班时间长，工资低等。“我们只是提供法律知识，想不到这就得罪了他们。”罗春丽说。　　

　　劳工维权NGO

　　“现在整个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类免费服务的维权NGO。”他们习惯于称乎自己为“劳工维权NGO”。

　　一个事实是，在珠三角，打工者中心只是众多专门为打工者维权的民间组织中的一个。黄岩介绍，这类专为农民工维权的民间组织，发端在上个世纪。

　　1998年8月，一位四川保安、28岁的廖晓峰在广州番禺成立了珠三角第一个打工者维权机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经营范围是文书处理。但实质上，该服务部主要是帮助工伤者打官司，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毕业于华南师大的曾飞洋，于1999年接手了“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并完成了向非赢利机构的转型，“工伤个案越做越多，我们越有名，求助就越多。”

　　2001年开始，曾飞洋在个案的基础上，开始对农民工做一些普法工作，以讲课为主。在申请到德国的一个基金后，服务部的活动得以开展壮大。

　　曾飞洋与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师生合作，组织开放式的课堂，最多的一次，有300多个农民工参加。“工人讨论最多的是劳动权利，工资和加班费。”曾飞洋介绍，当地有老板对此很有意见，干涉了活动，开放式讲座被迫中止。

　　2003年，“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建立社区工人中心，开始进行工伤者的探访，以及个案的辅导。

　　就在曾飞洋完成转型的同时，江苏扬州人景祥来到深圳打拼，他在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边上的宾馆住着，看到每天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来求助的工人都排着长队。

　　“我跟他们聊天，发觉他们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我想帮助他们。”热衷于行动的景祥开始对农民工进行个例帮助。在对“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参观后，他停止了自己从事的装修工作，成立了“珠江工友”，全职投入到农民工的维权工作当中。

　　“现在整个珠三角，有30家以上的此类免费服务的维权NGO。”曾飞洋介绍。作为最早的从业者，他对此领域十分熟悉，他们习惯于称呼自己为“劳工维权NGO”，意思是非官方而且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

　　而在珠三角做调研的新加坡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和经纬得到的数字则是50余家。和也意识到，在这类维权组织中，既有曾飞洋这样的专职人士，也有黄庆南这样出身工人的民间草莽，还有景祥这样的原来与工人无关的行动主义者。

　　“此类维权机构之所以在珠三角出现，是有深刻原因的。”刘开明表示，珠三角的经济活动90%都是市场经济运行，是中国市场化最发达的地区，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与良治(good governance)，并没有像香港与新加坡那样建立起来，所以工人权利受损坏非常严重，冲突显现。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的劳动争议案，广东要占到全国的40%，光深圳就占到20%。”刘认为，另一个原因是，4000万外来人口的利益与本地人的利益的不一致，政府更多维护的是本地人口的利益，他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改变。“这样就形成了维权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