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

　　□据南方日报报道

　　“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成为中央的‘智囊’或‘文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和中央编译局一名分工负责理论研究的领导。”

　　“我写的一个东西，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

　　“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党中央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当然要承担中央交办的翻译与研究任务。我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研究人员和中央理论工程的一名首席专家，也要承担中央下达的研究任务。但我公开发表的观点，都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

　　前日，应邀来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接受南方报业记者的专访。

　　谈思想

　　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要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记者：我们留意到您去年9月曾发表《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一文，论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那对于广东现在这场“思想解放”与30年前的那场思想大解放，您认为有何异同?

　　俞可平：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但是，广东的发展也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而且，发展程度越高困难越大，解决这些问题无可循之道，只能靠解放思想，用新的思路来解决。我总认为，解放思想从30年前提到现在，甚至到将来都不会过时。

　　记者：但“解放思想”有时在老百姓看来，可能感觉比较虚。

　　俞可平：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论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并非突发奇想，但整个成文只用了两个小时，发表前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

　　记者：很多人都对您那篇著名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写作背景很感兴趣。是什么诱发了您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俞可平：我想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纠正一些在民主问题上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认识。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争议，有一些是偏见。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有责任纠正那些不正确的认识。我既写了民主的优点，也写了民主的不足。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能引起争议。

　　在批判的文章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两个极端。第一种批判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是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作辩护，是“伪民主”或“假民主”。有人在境外网站上写专栏文章“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从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已经到了之七。另外一种正好相反，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鼓吹超阶级的抽象民主观，是用资产阶级的理论来否定共产党的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这也是我的期望所在———我写的一个东西，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

　　记者：有人说，读《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读到了学人之思，仿佛也读到了一个国家的立场，更多的弦外之音。对此，您当初写这篇文章时会预料到吗?

　　俞可平：知道会有反响，发表之前我也曾给圈内的一些学者同行看过，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这也说明，大家开始更加热切地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

　　记者：您曾提出在增量民主的发展中需稳步推进政治改革，这几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地方政府创新。从近四届的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名单来看，好像江苏、浙江，甚至是四川的获奖较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创新更为活跃?

　　俞可平：广东也不少啊，主要是深圳。我们和深圳一直有合作，深圳本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思想一直比较活跃，在制度创新方面有不少成果。

　　记者：今年春节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欢迎网友来“灌水”，对政府有何意见来“拍砖”，这也是种创新吧?

　　俞可平：这很好，是一种亲民的方式。我经常跟学生讲，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臣，老百姓最记得那些对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贡献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政治家和那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亲民官员。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就是充分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

　　评自我

　　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早上六点起床晨读，晚上基本不应酬，但也会看电视，哪个流行看哪个。

　　记者：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这个名字闻名天下，有人称您为十七大后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媒体在介绍您时也常喜欢给您贴上“文胆”、“智囊”这样的标签，加之您行事的低调，更给人神秘的感觉，对外界的种种评价甚至某些猜测，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俞可平：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成为中央的“智囊”或“文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和中央编译局一名分工负责理论研究的领导。

　　记者：这几年您的研究成果非常多，这些研究成果纯粹是学人之思，还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机构呢?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党中央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当然要承担中央交办的翻译与研究任务。我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研究人员和中央理论工程的一名首席专家，也要承担中央下达的研究任务。但我公开发表的观点，都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对了，大年三十我还收到一个好消息。德国的杜伊斯堡大学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授予我以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有点诚惶诚恐，因为国外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通常是授予那些德高望重的硕儒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提名和评选程序相当严格，我怕受之有愧。

　　记者：这个名誉博士学位，您觉得是因为您的学术研究呢，还是因为您在当今中国政界的影响力?

　　俞可平：纯粹是因为学术研究。如果因为在政界的影响力，他们就会授给政治领导人。他们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表示他们对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给予积极的肯定。

　　记者：其实这些年来您的研究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例如“人权”、“公民社会”等概念的提出，就有人批评你“自由化”，还受到过有关单位的调查。

　　俞可平：我内心一直很平静，因为我坚持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应该接受这种普世价值。我不仅这样想，也一直努力倡导一些新理论。慢慢地，“人权”、“公民社会”等新观念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现在已成为社会共同的声音。

　　记者：听说您一直保持晨读的习惯?您的晚上都是用来做学问吗?

　　俞可平：是啊，我觉得早上读书很好，有些事情坚持下来，定下规矩就变成一种乐趣了。我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晚上1点钟睡觉，早上6点起床，天天如此。我晚上基本上不应酬，主要是做学问。但也会看电视，哪个流行看哪个，《闯关东》，《士兵突击》，我都看过。美国的一些大片我也会看，通过它们了解社会，了解民情。

　　记者：您给人感觉特别开朗、阳光。

　　俞可平：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来自农村，我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还在农村，我当然知道中国的国情。而且在我这样的位置上，每天也都能读到很多负面的信息。但我总认为，中国走过这么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实在太大了。我很高兴，这个国家天天都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