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叔和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之一

　　宋叔和先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之一，野外考察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他坚持创新，勇于开拓，是我国岩石学和矿床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火成岩岩石学和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领域先后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科学理论学说，为我国岩石学和矿床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大学时期，宋叔和先生就勤学苦读、求知若渴，二年级便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的玉石》并转载于《北京晨报》。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他撰写的《云南保山仁和桥中志留世笔石》一文，论证了云南西部地区中志留统地层的存在，对该区志留系地层的划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42年至1949年间，为开发大西北，宋叔和先生在东天山-祁连山一带进行区域地质和矿产普查工作长达8年之久，先后发表有“迪化八道湾煤田”、“新疆矿产资源”、“天山之火山岩”、“甘肃皋兰白银厂火山岩系及其变质”等10篇论文。他首次在库鲁克塔格、伊宁-博乐等地区填制了一批1∶20万路线地质和矿产分布图；首次依据古植物化石把迪化八道湾煤田划分出早、中侏罗世和三叠纪两个煤层；首次发现甘肃白银厂黄铁矿矿床的容矿岩石为火山岩，并且指出该地区以往被误认为是铁矿的含铁氧化物实为铁帽，其下产出有大型黄铁矿矿体。所有上述地质调查结果和新的发现对提高西北地区基础地质理论研究水平和推进西北地区找矿勘查工作的进均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叔和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矿产地质勘查工作中去。1950年，他带队对辽宁青城子铅-锌矿床和岫岩铜矿床进行了系统调查，首次确认青城子铅-锌矿床赋存在辽河群的特定层位中。这是我国层控矿床概念的早期萌芽，对此类矿床的理论研究和找矿勘查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51年至1961年间，为了寻找国家急需的金属矿产资源，宋叔和先生再次辗转于祖国的大西北。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率队二进白银厂，寻找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工业急需的铜矿资源。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他首次发现了白银厂矿床富含铜，并领导了这一大型铜矿床的勘探和评价工作。在宋叔和先生的参与、组织和领导下，地质工作者于8年之内，先后在陕西和甘肃两省发现并评价了金堆城钼矿床、镜铁山铁矿床和金川铜-镍矿床等矿床。根据自身的经验，宋叔和先生及时总结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火山岩和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矿床的论著，有力地指导了矿产勘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20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技术副所长，宋叔和先生满腔热情地参与和主持了地质部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西安地质矿产地质研究所的前身)的筹建工作，为确定该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人员梯队建设、研究科室布局和仪器设备购置贡献了智慧与力量，为在西北地区建立学科比较完善、功能比较齐全和富有地域特色的综合性地质研究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宋叔和先生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矿床学巨著-《中国矿床》，该书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全国优秀图书奖。此后，他又主编了1∶500万《中国矿产资源图》(金属、非金属、能源3幅图)及说明书。参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家系统专著-《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知识模型》。在此期间，宋叔和先生还积极倡导基础地质理论研究、找矿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综合理利用工作紧密结合，注重对普查勘探地质、矿山地质和矿床地质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他的上述学术思想对于我国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叔和先生在基础地质理论研究和和找矿勘查工作中十分注重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1978年应邀率地质代表团出访英国伦敦地质学会，参加国际地质情报会议，并且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主要构造特征和岩浆活动”的学术报告。1983年他又应葡萄牙矿产局的邀请，对该国著名的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矿山进行了实地考察，促进了两国矿床地质界的学术交流。1989年7月，他不顾74岁高龄远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并且对美国西南部数个大型铜矿床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且编写有地质考察报告，为国内学者掌握国外铜矿床成矿理论研究发展趋势，推动我国铜矿床找矿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在培养人才方面，宋叔和先生对年经人关怀备至，循循善诱。他言传身教，要求学生们身体力行，一定要到实践中去，一定要干实事；他亲自帮助青年人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增强基本功，鼓励他们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地质技术人才。

　　宋叔和先生拥护党、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地做人；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扎实细致地做事；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实事求是地做学问。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做出来卓越的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