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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磊:囤积石头的人永远是末流藏家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21日14:54 三联生活周刊
由膨胀转向滞涨 崔磊觉得,港台地区商人的退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性的标志,“他们市场发育早,所以现在比较成熟,不会一味来抢购”。港台地区的小玉商普遍退出,但是像林子权这样的大玉商还是往来于两地,他们不断提出收买精品的要求,这种要求中往往搀杂着很多文化因素,“这种购买者,还是在刺激着大陆市场前进”。 事实上,大陆买家也在变化中,“最高端的买家经过几年的把玩,已经开始放弃了早期见好东西就收的传统,开始收藏一些精品了”。崔磊有个买家是东莞商人,“前些年玩红木,现在玩玉,去他们家一看,打开第一格抽屉,全是某大师的作品,第二格,是另外一位大师的作品”。好的藏家已经开始追求作品的系列性和独特风格,“肯定不是简单的收藏原料了”。 而从2002年开始膨胀了几十倍的市场终于在今年初进入滞涨。2008年春节前,崔磊观察北京市场,北京的买家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上海就买货。前些年的市场要求旺盛,经常出现一做几百个寿星、几百个如意的情况,“刚开始这些货比较好卖,可是随着藏家的成熟,他们开始需要有特色的物品,这些行货就不太能卖动了”。藏家的挑剔,使早几年的疯狂开始有所收敛。 而藏原料的人也不同程度受到打击,尽管原料价格并没有下降,“但是一块原料就是一块原料,你必须要将之变成作品才真正值得收藏。好的雕刻大师只有十几个,你送上门他们不一定有时间雕刻,可给他们的学徒们雕刻,又怕糟蹋了好原料”。于是,这些原料继续在保险箱中沉睡。颜桂明也承认,自己每年雕刻的多件东西中,“绝大部分是商品,能称为作品的只有一两件”。 尽管收藏涨价的故事还在广泛流传,可是今年春节,崔磊已经敏感地感觉到,“大家的日子都不那么好过了,市场总要回归理性的”。台湾地区的和田玉市场相对理性,已经由早年的几百家变成了高端和低端界限分明的市场,“几万元的中等货越来越少”。要不就是普通人的小玩意,要不就是不属于寻常百姓玩物的高档商品。 上海至少有几百家经营和田玉的商店,北京、天津也有大量的玉商,他们可能是滞涨时代的最终结果承担者。“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几百万的货,可是因为资源的局限,他们无法获得精品,手中的不少东西又是高峰阶段入手的,便宜了不能出手,贵了又卖不掉。”而这些找不到顾客的小商店主,最后就成为销售的终端,“不理性的市场,总归会有受害者”。 资本介入后的规则改变 多年的商业训练,也使李杰敏锐地看出了市场的变化,他是温州德力西集团地产项目的负责人,年收入千万元左右,“刚开始玩青铜器受了不少骗,后来转向玉雕摆件”。收藏了20多件独山玉、俄罗斯玉的摆件后,他在收藏界小有名气,可是中国宝玉石协会的会长奥岩看见后对他说:“你该刹车了,这样的藏品材质不行,做工不行,级别也相应不高。”李杰说,感觉自己像被兜头浇了盆冷水。 奥岩带他去当时的扬州玉雕厂,指着大师顾永骏的一件和田子玉的作品说:“大师年岁已高,作品也越来越少,建议你买下来。”指点一番后又说,“作为朋友,我也对得起你了。”回上海后李杰才明白这句话,十几万元的东西,很多人要出几十万元收购,他都舍不得出售。在奥岩的指点下,他开始大规模购买子玉料,然后请大师加工。 在子玉料购买市场上,李杰以他的现金结算方式而出名。“别人是先付一部分再付一部分,我是一次性付清,而且说一个价格,可接受我就全包了。”2004年开始,他又雇佣了几个有眼力的玉工在产地玉龙河沿线工作,发现好料,“当场就购买,抛弃一切中间环节”,而这些工人买了好料后还有提成。 因为名气在外,不少新疆玉商会主动把料送上门来。“他们给我开的价格很合理,有很多人以料被我收藏了为荣。”他还到处参加拍卖,“反正看见好料就想占为己有。”李杰和他的几个温州朋友就这样改变了原料供应的规则,使原料供应逐渐控制在自己手中。 “我现在没放弃自己的地产商工作,也没放弃一些商铺的投资,但是把大部分时间转到和田玉上来了。”因为看见升值空间巨大,自己又拥有庞大的富人资源,李杰动起了脑筋,开始开设自己的博韫堂,专门销售高档玉器。作为资本的拥有者,他一开始运做,就打破了很多传统规则,“不再像那些大师一样,放在隐藏的工作室出售,我的商店一个在上海的恒隆广场对面,一个在城隍庙的珠宝销售中心里,全部是明码标价,连展览台都是我设计的”。而在国外呆了多年的他和英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一商量,把和田玉奢侈品化的心思更明确。别的不说,“我所有的商品全部是紫檀木盒,外面的包装软布袋和路易威登所用的材料一样,光包装就需要300多元”。 这种崭新的经营规则,给李杰带来了不少新客源,来上海购物的江浙商人必然到恒隆,而李杰的店也成为他们常来之地。一个浙江的地产商缠住了李杰,非要购买他的非卖品“三寸金莲”,“来了3次了,买了很多东西回去,但是还嫌不够”。之所以将一些作品定为非卖品,“是因为我想攒100件大师作品,到年纪大了,在自己的博韫堂里开设一个私人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非卖品越多,“越能挑起胃口。我经常告诉客人们,这件作品材料多少,工费多少,你看着给”。他觉得这种表面诚恳的说法,使自己更具备“欺骗性”。除了来店的客人之外,他广阔的朋友关系资源也给店里带来了大量生意,“全都是现在活跃在生意场上的,对高档礼品有大量需求,光这项销售的收入,就能撑起一年几百万元的房租”。 得力西的老总开始还觉得他藏玉藏得不对,现在看见他的生意,也承认他的聪明,“常常和我说,你办集团不如我,做奢侈品我不如你”。 李杰在作品制造上也开始寻找控制空间,好的原料,“我只找大师雕刻”。2005年初,他在新疆搜罗来一块开价104万元的子玉料,找上海以“雕刻观音”著称的大师于泾雕刻,整整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完工,这件作品参加了当年的“天工奖”并获得金奖——对于很多舍不得购买昂贵原料的大师而言,帮李杰雕刻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我在看料上越来越厉害。”他得意地说,甚至在以往不流行赌石的和田玉市场上他也开始赌博,“和玉商赌3刀,3刀下去不见玉,他赔偿给我3万元”。 种种新规则的制定,使李杰在上海的玉界成为争议人物,但是他满不在乎,“我是靠资本和眼光来改变以往经营规则的,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用艺术改变规则 崔磊觉得,和田玉市场不能光靠资金的进入来解决问题,“我宁愿在艺术感觉上下功夫”。他同样打破了若干市场规则,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安于给商人们加工,一年赚几百万元过日子。性格特征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他在手机上挂的假子玉料,“买了假料还敢于挂出来的,我是头一个,就是用来和后面的原料提供商说,你们的假料能假过我这块吗?” 崔磊是天津人,1992年去上海学习玉雕,现在是年轻一代中最出众的一个,许多作品得过“天工奖”。“我最希望的是,不要按照商人的定货要求来雕刻,而是反过来给他们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去崔磊的青藤玉舍买玉的基本上是大商人,“我不会先让他们看作品,而是问他们玩了几年,对作品有什么要求”。甚至在购买前,崔磊会动员他们先去上海的各家商店转一圈,让他们先明白什么是一般的货色,什么是精品。“我总是对他们说,有钱是基础,有眼界才能玩玉。我把我们的玉舍工作全部透明化,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这里的东西都是独此一件的。”不仅把加工透明,也把原料价格透明,这点上他和李杰相同,不同的是,他是想让买家看见“工”的费劲,增加加工的价值。“我们一件3万多元的原料加工成的作品,现在有人出30多万元我还不肯出售,就是因为加工工艺非常独特。” 琢玉行当的十几个大师基本都是上海人,但是后继乏人,像崔磊他们这代没有上海人,“多数从业人员是外来农民工”。前些年流行什么,他们就雕刻什么,“所以加工费永远是那么点,也因此才使囤积子玉料的风气流行”。崔磊最想改变的就是这点,他的工作室招收了一批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基础很好,懂设计,半年下来的活顶得上那些玉工两三年的活”。而崔磊的青藤玉舍也不再奉行“自己为大”的政策,“谁的作品好,就署上谁的名”。他告诉他的大学生们,他们的方向是自己的合伙人,而不是自己的伙计。 那件3万多元的原料加工成的作品叫“神曲”,不是一块整料,“一般的加工工艺都会掩饰这点,可是我们还突出了这点,所有的地方都加以直线和三角,也和那些圆润造型不同”。一般的佛像会突出莲花宝座,“我们恰恰取消,让佛像有种腾空的感觉”。这件作品一出台,就围绕它形成两种极其对立的意见,最后得了上海“神工奖”的特别金奖。“玉雕行业太奉行传统至上,又太强调师徒传承了,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只能生产一些没有创造力的作品。” 崔磊最讨厌的是玉雕界的抱怨,雕刻者总喜欢说自己的作品创造更复杂,难度要超越美术界,可是画家们一张画的价格就超过了他们花费几个月时间的雕刻费。崔磊说:“这种抱怨是没价值的,你要让玉雕的工艺升值,必须拿出新的东西,必须有自己的创造力,真到了美术大师的修养再来抱怨吧。”他认为只有有价值的东西,市场上才会支付更多的报酬,“别以为现在10多万元雕刻一件作品就很多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止于此”。 在他看来,手艺的升值才是真正的升值,“囤积无数石头的人,永远是末流的藏家”。-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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