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国界医生讲述救治生活：酬劳是病人康复

　　亲身奔赴全球的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的人伸出援手，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金牌令。屠铮是惟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疗志愿人员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实习记者/李楠

　　“到医院后的第一个震惊”，这是2007年4月19日，来自中国北京的“无国界医生”屠铮，写下电子日志的标题。

　　屠铮去之前已对利比里亚的性暴力泛滥有所耳闻。2007年头4个月，“无国界医生”在首都蒙罗维亚，平均每个月接诊135个受害人。其中1/3的性暴力幸存者不到12岁。

　　屠铮首次在“无国界医生”工作的Benson医院执行任务，依然震惊、愤怒、难过。当天接受检查的三个性暴力受害人，分别是13岁、5岁和4岁。

　　作为该院惟一的妇产科医生，屠铮将在未来半年内，负责接生及妇科手术，参与治疗性暴力受害者的救援项目。

　　成为“无国界医生”

　　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

　　从北京出发，志愿跋涉到与伦敦一样位于“零时区”的利比里亚，参与当地的战后重建，对屠铮而言，这无异于人生的一次长征。

　　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还拉着女儿的手，教她如何做手术。

　　同是1971年，一群法国医生在巴黎创立“无国界医生”。这群医生于1968年至1970年间，参加法国红十字会在非洲比夫拉(Biafra)的救援工作。当时的红十字会必须获得当地政府许可，才可以在某个地方工作，同时必须保持缄默。尼日利亚战争于1970年结束，共有100万人死亡。

　　红十字会要求成员对这些可怕的真相保持沉默，年轻的法国医生们拒绝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不理会政治或信仰，而以受害者利益为优先的救助组织。

　　另外一批于1970年在孟加拉援助水灾的医生，发现当地天灾救援工作的不足。这两批医生共同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的成立。

　　1990年，屠铮在北京四中被保送进北京医科大学，之后硕博连读。2001年9月，再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在这里，屠铮听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名字。

　　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他途经香港，热情地鼓励屠铮：你是学医的，你要是来“无国界医生”，会帮助到更多人。屠铮不置可否，此时她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学业。毕业后，她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职妇科主治医师。

　　潘渊没有放弃。2006年秋天，他到北京办理签证，问屠铮：“你准备好了吗？”屠铮决定试一试。她认为这起码是一段人生经历，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此时她也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希望自己振作起来。屠铮向“无国界医生”投了简历，2006年11月接到电话测试，考察她对“无国界医生”的认识以及医学专业水准。2006年12月底，赴香港面试。

　　“星期几”孩子

　　“热爱自由使我们来到这里”，这是利比里亚国徽上的一句话。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这个面积略大于中国江苏省、一度富庶的国家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人道危机。利比里亚共有300万人口，长达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激战正酣、利比里亚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绝之际，“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队伍首先进驻，坚持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援。14年后，战争停止，当全球传媒和国际焦点已经转移视线，“无国界医生”们仍然留下来，为当地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培训医护人员，重建医院诊所，为灾难幸存者作心理辅导。屠铮便是其中的一分子。

　　2007年3月，屠铮正式接到“无国界医生”通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任务。她向单位提出申请，表示完成任务后一定会回来。院方同意在执行任务期间保留其职位。屠铮的家人也积极鼓励。哥哥说，只要你想好了，也没有什么可嘱咐的；好好地去，好好地回，注意安全。

　　初来乍到，她曾经去逛过那些建在高处、可俯瞰整个市容的酒店。有的在战争中遭受过重创，却还在见证往昔的灯红酒绿。“我觉得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很多公共设施都没有恢复，都是百废待兴。”这是屠铮的第一印象。

　　她清晰地记得自己抵达和离开的日子，都是14日，即“4月14日”和“10月14日”。这半年里，朋友们的祝福和担忧参半。有人发来邮件，“在那个神奇的土地上做个狮子王。”每当这时候，屠铮都会心地一笑。

　　她所到达的“神奇之地”几乎是一片焦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根据中国外交部驻利比里亚使馆网站公布的最新信息，截至2007年8月，该国注册医生仅为121人，婴儿死亡率为15.7%，幼儿死亡率为23.5%，孕产妇死亡率为0.79%，均为世界最高。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

　　屠铮注意到，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神奇的“B超”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她的“无国界医生”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顶替扣子。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旱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或者烫伤的孩子。

　　屠铮有一次和同事聊天，她觉得利比里亚的孩子太倒霉了。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将近一半的人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有一次，一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了一个小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无国界医生”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在屠铮眼里，按中国的标准，Benson医院充其量是个二级医院。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惟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B超机开始被当地人神化。早在屠铮赴任以前，“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的救赎医院(Redemption Hospital)就发生这样一件事：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