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庄学义选择前往边疆

　　拓荒者

　　1965年的时候，当毛泽东“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号召响彻中国，在南京林学院读书5年的庄学义正在考虑自己的毕业分配问题。

　　作为全年级唯一的“三好学生”，而且还是“优秀共青团员”，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报名参加林业部分配给南京林学院的35个支边名额，成为其中的一员；再就是留校教书。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有为青年一样，23岁的庄学义最终选择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边疆。

　　这个决定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哥哥姐姐很早参加革命，老母亲跟随大姐生活，家庭氛围的熏陶，使得庄学义从小便对党和新中国抱有一份感激：“就是觉得党培育自己这么多年，学成之后应该报效祖国。”

　　“怀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想法”，庄学义和同班的10多名同学一起，踏上了北行的列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兴安岭，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9月的天，南京还很热，北国已经开始寒冷——列车到了齐齐哈尔的时候，庄学义已经“冻得直哆嗦”，托运的行李还没到，“又被冻了几天”。

　　当时，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齐还没有通汽车，庄学义这批拓荒者先在鄂伦春组建了“筑路筹备处”，招了500多名工人，在筑路之前，先让他们进入技工学校学习。庄学义担任这批学员的政治辅导员。一年后，他跟随这批学员进入筑路的第一线。

　　“那是我出校门后的第一次碰钉子。”庄学义说，按照他原先的想法，应该是学员表现好，才能安排得好，后来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许多学员拉关系、走后门，被分到了好部门，而另外一些同学则求告无门。

　　这让他感到愤怒，向领导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不仅没有扭转局面，自己反而被指责为不尊重领导，下放筑路队进行锻炼，工作是开推土机。

　　你当时会开推土机吗？记者问。

　　“当然，我学的就是林业机械。”

　　庄学义在筑路队干最脏最累的活，尽管“一干一身汗，一停就发抖(天气寒冷)”，他并没有觉得有多苦。这符合理想主义者的特征。

　　他和同事总是走没人走过的地方，而且常换——一段路筑好了，就又向前开进了。吃的是高粱米，没有新鲜蔬菜。有一次，三个月见不到一滴豆油，干活都没了力气。

　　正因庄学义和他的同事们的埋头开路，亘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莽莽林区深处开始有了固定居住区，有了炊烟袅袅，有了欢声笑语。

　　1970年，已经在图强安营扎寨的开发大军，迎来了第一批浙江女知青。领导看庄学义忠厚老实，便让其担任有228名成员的女知青连的连长。

　　那时，图强还没有建筑物，住的都是帐篷，而女青年泪水多，哪一天有一个帐篷哭起来，很快就会哭成一片，庄学义就要赶快跑过去安慰。

　　当然第一重要的是，要教会这帮来自江南的女孩子，如何在零下几十度的高寒环境下生活——有的女青年冬天到大河里面去洗衣服，将冰敲一个洞，直接在里面洗衣服，结果手被冻肿了；进了帐篷，抱着大炉子想暖和一下，手又被烧伤了……

　　后来铁路通了，建材能运进来，庄学义又领人造房子，原本不是学建筑的他，创下了“200多人一天建成200多平米红砖房子”的奇迹。

　　1973年，他将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图强，没想到因为图强没有站台，爱人抱着孩子跌了一跤，结果一顿好吵。

　　庄学义是在老家连云港找的媳妇，“当时为了老婆能死心塌地跟自己过来，还不能说实话，就说那里挺好的，山清水秀。”

　　居家过日子头一年，他看到别人家的窗户缝上贴纸条，觉得稀罕，后来才发现没有贴缝隙的自家屋内，冷得像冰窖，赶忙找草帘子挂上。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工作出色的庄学义逐渐进入领导视野，先后出任图强林业局车队队长、机电科长、副局长等职务。1984年，出任图强林业局局长、总工程师。

　　但他的书生意气并不因为职务升迁而改变多少。一次，承包林业局企业的某职工为了不当得利，给他送了1000元钱(20多年前，1000元相当贵重)。事后，他令该人将钱取走。后来，此人到处扬言，庄学义软硬不吃，我要告他；另一次，他自己不收钱，竟然让局党委书记将到手的500元钱也吐出来，很是让人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