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义从局长变成阶下囚

　　被改变了的命运

　　一场大火，庄学义从局长变成了阶下囚。

　　在监狱里，他的同狱者有小偷、强奸犯、杀人犯，朝夕相对，这让他感到屈辱，尽管那些曾经的林场工人都理解他的委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同情和尊重。

　　后来，从检察院监狱转到铁路监狱，工作人员特许他散步，只要不越界。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北极光，“真的是漂亮，五彩斑斓，还在不停地变幻。”

　　在监狱中，庄学义染上肝炎，还患上了糖尿病，“病情时好时坏”，有期徒刑三年的终审判决出来后，他被保外就医。

　　1988年春节，他的妻子金培华因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向林业局领导求救，无人理睬。眼看着妻子挣扎在生死的边缘，他曾电话报警过的阿木尔林业局，向他们夫妇伸出了援手，这让他感到了温暖。

　　一个能说明庄学义当时境况的细节是，图强林业局给每个职工都装了电话，但就是不给庄学义装。两个职工实在看不过去，帮庄学义私自装上了，但还受到局领导的责问和追究。

　　庄学义只得离开图强，回到出生地——江苏连云港。可是，离家多年，栖身之地早没了。而且，大兴安岭检察院不断派警察来，企图将他重新投入监狱，这让他惶恐异常。

　　“被他们再弄进监狱，肯定没有好结果，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有躲。”描述那几年的流亡生涯，庄学义用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两个词。

　　“只要林区那边通过好心人传来风声，说有人来抓，当然不是直接说，有时是一张电报，上面写着：‘单位有急事速归’，我就明白了。单位找我能有什么事，肯定又是有人来抓我了，于是赶紧躲出去。”

　　“一个保外就医人员，办不下来身份证，又没有钱，就常常在车站过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个地方呆几天就走了。”

　　“看病需要花钱，流浪需要花钱，都是向朋友们借的，最多的一个借了五六万，直到现在还没还清。”

　　1990年，金培华生病住院，结果被单位歪曲为陪着庄学义一起躲避警察的抓捕，被单位开除党籍、长期下岗，全家几乎陷入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受影响不可避免。有一次，孩子拉着他的手问：爸爸，我们是逃犯吗？

　　这让庄学义无言以对，是的，孩子们都还小，不应该跟着自己受累——“我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才12岁，小学毕业，被送回了老家，寄居在亲戚家上学。亲戚的孩子也多，日子不好过，尤其我的孩子天天吃住都在他们家，时间长了，谁都会为难……”

　　庄学义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兴安岭又有警察来抓他，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地方去。最后决定，让金培华带两个孩子到庄学义河北一个朋友那儿过年，庄学义一个人在外流浪。而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母亲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再不回来，我们就要流浪街头了……

　　提起孩子，一向开朗、乐观的庄学义哽咽了，金培华也泪流满面。“按林区干部子弟的正常道路，他们应该都能上大学，但现在，这两个孩子，却只能合伙弄个小生意，勉强糊口……”

　　庄学义说，直到他们买下房子，30多岁的大儿子才找到对象，去年结的婚。但是，结婚的时候，庄学义却在黑龙江继续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婚礼都没办。

　　“我们在这边，连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孩子也没有固定收入……”庄学义有些感慨。

　　受牵连者

　　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改变了不仅是庄学义的、还有更多有正义感的普通人的命运。

　　那位因鼓掌未遂被押出去的民警王玲，后来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地区纪委前后三次要求公安局给我处分，第一次、第二次都被领导挡了回去，第三次终于给我处分，后来调离公安队伍。”王玲说，就是这个调令，让他从此离开心爱的刑侦队伍。

　　为庄学义调查取证的林业局法律顾问贾世英，遭到了“撤职处分”，理由是“私自取证、干扰办案”。

　　而更多为庄学义鸣不平的人遭到了报复：

　　高广龙，原图强林业局经协办副主任，“在审理、审判庄学义一案中，几次向省至中央投书，为庄鸣冤，干扰了庄案的审理、审判工作……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给予高广龙撤职处分”；

　　周万才，原图强林业局办公室秘书，“曾参与93人联名上书活动，又以治病为名先后四次去北京向全国人大、中纪委等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为庄鸣不平，认为组织在调查庄学义一案中不实事求是，庄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决定给予周万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王全福，原图强林业局林产公司副经理(正科级)，为庄学义鸣不平，第一次给了“留党查看”处分后，继续为庄鸣不平，第二次又将其职务降低一级，“当作一般干部使用”；

　　任天寿，原图强林业局机电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因为为庄学义喊冤叫屈，受到“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职务的处分”，从正科级降至副科级，又降为一般干部；

　　李燕英，原图强林业局财务科长，因为为庄学义鸣不平，被排挤出图强林业局；

　　……

　　让人唏嘘的是，在1980年代后期，受到撤职、警告的处分，对这批原本年富力强的基层干部来说，几乎是最为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政治生命也许就此结束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高广龙远走辽宁大连；周万才主动离开林业局，到了古莲河煤矿；王全福再也没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李燕英远走山东威海……

　　记者多次联系原育英林场副场长曾凡金，未果。熟悉他的人说，刑满释放后，他在图强干了一段小生意，后来为了生计，他离开图强在青岛安家，靠跑车为生。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的妻子说，离家已有个把星期了，说是去了兰州。

　　当年，在法庭上，面对玩忽职守的指控，这位跑到图强报信的副场长说：我不过是个科级干部，育英林场有4个科级单位，叫我当总指挥能指挥得了吗？

　　庄学义说，正是这些善良的人们，因为自己的案子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这常常让他心怀愧疚、寝食难安。

　　让他感动的是，在这二十年中，这些星流云散到全国各地的同事们，中年惨淡离职，投奔他乡，事业、家庭和子女也因此都受牵连，但从来没人因此埋怨、怪责过他。由于经济状况都不宽裕，他们之间偶尔才见次面、通个电话，这时也总是鼓励他，要他不要放弃鸣冤之路。

　　庄学义说，在这场长达二十多年的冤屈中，他除见证了落井下石、见危不救的丑恶、推诿责任、麻木不仁的官场文化之外，也收获了真诚、正直和高贵的人性温暖，“是他们让我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