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期待更多改革意识与实践精神

　　“监督渴求”的背后是公众长期以来的情绪释放

　　“我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现在的食用油价格越来越高，我们承受不了。你是仇和书记的秘书吗？你跟书记说一声，我想和他谈谈。”

　　“我刚才在网吧里给仇和书记发邮件，手机放在旁边被人偷了，你跟书记说说，叫他帮我找回来。”

　　“我今天晚上在市区被人抢了，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来帮我。请书记抓抓昆明的治安。”

　　“我家隔壁邻居的狗每天夜里3点就叫，影响了我们睡觉，请书记来干预一下。”

　　“领导电话公布以来，老百姓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向领导反映。从整理出来的情况看，电话内容五花八门，除了一些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之外，更多的涉及治安、环保、交通、噪音、房改、投资、冤假错案、村民选举等。”接听书记、市长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要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能当场答复的就当场答复，不能答复的上报书记、市长，书记、市长看后签字、批示，交相关部门落实处理。“我们有5个人轮流24小时值班，忙得不可开交，连上厕所都要小跑着去。”

　　一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我们的电话号码公布了，但市民反映问题，不找我们而是直接给书记、市长打电话。书记、市长作出批示后，我们既要对市民作出答复，也要把落实和解决的情况报给领导。这一个对上一个对下，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2月21日，网友“北梢之风”在网上发布了一份《昆明市市民拨打领导办公电话自律公约》，向网友征询意见。他认为：“领导电话应该是为民服务，而不要成为各种垃圾信息的接收器”，“大家别一根葱一头蒜也要找书记、市长，那样做是占用公共资源。”

　　有人对此赞同，也有人认为，“公众对此反响强烈，说明公众对公权机关有着一种强烈的‘监督渴求’，‘监督渴求’的背后，既反映了当前公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成熟，也是公众长期以来的一种情绪释放。”

　　还有人认为，这不能不说明“官员与老百姓的交流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一个合理的官僚组织机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建构，每一级的领导有每一级的菜单。当这个规则被打破时，市民是不分菜单反映情况的，这很容易造成官员被电话绊住，而疏于其他事情的决策，这实际是违背管理原则的。”一位社科研究者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合理性。它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各级‘菜单’不作为、乱作为、不听取民情的毛病。如果是在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环境中，民意能够顺畅表达，民众能够监督政府，市民的问题都能够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到解决，这样的办法还用得着吗？”

　　然而体制上的欠缺，让“市长专线”运作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这位负责人说，“市长电话”是代表政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和批评，协调督促政府各职能部门切实为民服务、依法行政的一个窗口单位，但体制的缺陷，使该部门陷入了服务宗旨与受理范围的冲突、体制缺陷与市民需求的冲突、任务繁重与力量薄弱的冲突三大冲突之中。

　　“市长专线的工作成效更多地取决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力度和市长电话工作部门的努力，受理的各类市民投诉都是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办理完成的。但由于不能直接介入处理，对所涉及的职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作为差、乱作为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处置条件，使市长专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服务真空，甚至带来市民的信任危机。”这位负责人说。

　　显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法治、民主意识的提高，一部市长电话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不能不承认，如今我们的‘政务公开’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百废待兴’。许多政府网站上要什么没什么，发给它的邮件很少有人答复。人民对城市的发展不满意，却没办法、没地方反映，投诉无门、倾诉无门。公布电话是最起码的政务公开，没有这一步，后面的一切都免谈。”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说，“公众对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需求，不仅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沟通无碍的对话机制的渴求。”

　　2月21日，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闭幕式上，仇和说：“不久前，昆明公布了一批公务员的电话，我们进行了抽查，发现仍有少数打不通。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如鱼水之情、血肉联系，如果连电话都不能联系，何谈血肉联系？公务员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找公仆都找不到，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仅有一个仇和是不够的

　　仇和的系列新政推出，特别是公布领导干部分工、职责和工作电话以来，昆明人出现了过去少有的对一个官员的好奇和期待：“领导干部的电话公布了，人民代表的电话能不能公布？”“政府大楼能不能是开放的？门口能不能做到没有人检查证件和要求登记？”“听说仇和书记的办公室里有张行军床，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的办公室什么样？”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过去许多人把现代新昆明建设理解为建高楼、修公路，但实际上打造新昆明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仇和说，经济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是领导的落后。他这些全新的语汇、全新的思想、全新的作风、全新的手段，是从政治层面上为新昆明建设打下扎实的基础。昆明需要一个能带来新鲜气息的官员。”

　　但是，也有人表示担忧：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推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势必会得罪更多的人，超常规的发展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一系列新政的实施也可能会带来可以预想的负面效应。比如让各部门负责人都去招商，并下达任务，虽然其目的“不是为了招商引资的结果，而是一个让干部脱胎换骨、转变服务意识、不再冷漠对待投资者”，但是这种“强势招商”必然会成为一柄“双刃剑”：操之过急造成失误，是否会为新政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反对的口实？再比如，“瞌睡门”事件老百姓叫好，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一位新闻界资深人士评论仇和的昆明新政说：“在现行体制下，仇和这样的领导者是稀缺资源。但只有一个仇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勇敢的实践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什么时候单打独斗的‘仇和’不再是新闻，才说明我们已进入了真正的法治而非人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