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发掘海派文化内涵应有所取舍

　　月份牌的妖魅幻境

　　BY 陆 勇

　　这些天，上海收藏协会正在三山会馆举办一个年画展，展品中出现了很少露面的旧校场年画和近年来呈泛滥之势的月份牌。对海派文化有兴趣的人，或许能从中看出海派文化的渊薮，但我在其中发现了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被所谓的“海派”误导到很低下的地步。由此，我对重振海派文化的说法产生了忧虑。至少我认为，在有关部门高举海派文化这面旗帜的时候，先要拿起放大镜观照一下，这面旗帜上有无污渍，有之，则应该立即洗涤干净。

　　昔日上海老城厢的旧校场，是建于明代的一个演武场，19世纪中期，这一带出现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获利丰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画，聘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工匠绘稿并制作，行销颇畅。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不少桃花坞业主和工匠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使上海的年画市场繁荣起来，在短短200余米的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连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钱慧安、改琦等也积极参与了年画创作，在提升艺术境界的同时兼顾了平民化、大众化，据有关专家称：“做到了雅俗共赏”。

　　那么“雅俗共赏”的是哪些画面呢？从艺术史角度看，旧校场年画确实在艺术上海纳百川，融汇了中西绘画技巧，想象丰富，多视点构图，写实和寓意结合，画面线条细腻、色彩鲜艳；在选题上与时俱进，除了民间传说、风俗时事、岁朝吉祥外，更注重反映新事物、新风尚，充满了时代气息。上海图书馆藏有三千多幅老年画，其中有不少旧校场年画。我曾在那里看到一些相当有上海开埠城市特色的年画，比如《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新出夷场十景》、《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等，表现的都是世上风情、新事物及日常生活的新面貌。在新闻业还不发达的那个时候，旧校场年画还承担了新闻报道和新观念传播的使命。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开埠后的上海，相当多的市民已经从惧怕洋人演变到崇洋媚外，为迎合这种心理，作为大宗文化消费品的炮制者，当然锁定了市场卖点。年画师傅开始以苏州年画的笔法，描绘上海的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这次在展出的一幅年画《新拷打寇承御》中出现了油头粉面、拿着司迪克(手杖)的小开。还有一幅年画是京剧题材，却是由小孩子来扮演角色，他们身着时装，露胳膊大腿，在取悦受众的思路上跟今天的电视娱乐节目相仿佛。

　　月份牌是年画的“升级版”，发端于清末民初，周慕桥、金雪尘、杭稚英、金梅生、周柏生、谢之光等一批有商业头脑的海派画家都是月份牌的作者，连周璇、胡蝶等明星都上过月份牌，并以此为荣呢。应该说月份牌是新思潮、新技术的产物，但我在本次展览上看到了一幅月份牌，内容是一个刚刚出浴的时髦女郎，横陈于榻，穿戴时装，却故意露出一只乳房。我还在一份档案上看到更露骨的月份牌，一群美女将一个正在修行的小和尚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不惜暴露肉体，似乎想考验一下年轻的出家人。像此类“不雅”的月份牌，当时不在少数，我想即使是“很傻很天真”的上海正经人家也不敢张挂于堂前的吧。所以，未加剔抉而用商业元素将月份牌重新包装一番，复制一个旧上海繁华梦境，然后塞进时尚小店或白领的客厅，很可能会弄巧成拙。至于有人将“很新潮”的月份牌堂皇地张挂于高档消费场所，以为时尚，以为海派，其实是东施效颦，至少也是对历史的误读。

　　我非伪君子，更非道学家，我要提醒读者的是，今天我们在发掘海派文化精神内涵时，应该有所取舍。作为海派文化重要载体的年画和月份牌，给了我们一个鉴识历史与文化真相的视角。